刘瑜
2007年7月5日，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他是在4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本来是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以法律手段严惩相关医生，才能更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根据相关法律不能给这些医生定罪，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相关法律条文。
6月底，美国有条似乎与此无关的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流传。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弄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狮子大张口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当然宣判皮尔森败诉。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它来当笑话看。人们普遍认为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敢想敢干”，不过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生财”的道路上，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对麦当劳案。史戴拉因为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64万美元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热爱吃麦当劳的人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后状告赌场；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不是民族特性，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钱”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公司、餐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转嫁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高得惊人，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巨额赔偿，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巨额账单，保险公司则把巨额账单又转化为巨额保价，巨额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也是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以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1995年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1997年到2004年下降了24％。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做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的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高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即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没有一个平衡点，美国的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令五申，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想必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由此增强。在一个地方，一个顾客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在另一个地方，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