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访谈录供稿
十年前祷告香港顺利过渡
每一个到香港的人都会来到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起，10年前，我也同样站在这里，进行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十年过去了，虽然眼前的景色依旧，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身处这改变核心的就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先生。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他在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而地点就选择在前港督府，也是现在香港政府的礼宾府。
公元1851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建造他们的港督府，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它最后的黄昏……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杨澜：我觉得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97年的7月1日，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那天是非常忙的，心情也比较紧张，当时见到很多新的面孔。香港沦受英国殖民统治已经一百年了，现在复返了大家庭，紧张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杨澜：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荫权：很激动，这是回归母体，这是很多年的愿望，准备工作做了很多，有点兴奋，有些紧张，但是蛮好的。
杨澜：那天您去教堂了吗？
曾荫权：我每天都去。
杨澜：所以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荫权：当然心里有啊，最重要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本身的信心，将来要继续地努力。这是我祷告的最主要的目的。
回归之后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
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曾荫权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一万点。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和当时执掌特区财政大权的曾荫权的仕途都陷入危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认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入市不久，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了先例，曾荫权更是众矢之的。在与金融大鳄较量且输赢未卜的那些天，曾荫权几度失眠、几度落泪。
杨澜：这十年以来，你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金融风暴。再回想当时的那几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荫权：很痛苦。我首先要克服的是，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已经破坏了，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是的，可能不能做生意了，还有香港最后的结果什么样我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
杨澜：你也说过当时决定要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你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当然一个方面是有金融的风险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它对于您过去一直相信，政府积极不干预这样的一种市场政策，是一种叛逆吗？
曾荫权：没有办法了，当时我感觉这是惟一的方法。
杨澜：但是当时的压力大到你会落泪吗？
曾荫权：当然。有几天，当时我自己认为香港努力的基础，在我的手中输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这个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好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有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允许我们金融制度垮台，所以一定要面对事实，要用不寻常的办法来做。
杨澜：在1999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他是为自己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做这样的一个辩解。
曾荫权：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羊，可能他是羊，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个不是游戏，是关于整个亚洲区民生的问题。
经过两个星期的较量，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可以说，是他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这种风格的养成，自然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曾家一门六杰
曾荫权祖籍山东嘉祥，是孔子的大弟子曾子的第74代孙，后来祖辈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作为警察的长子，曾荫权自幼被严父管教，时常被“籐条炖猪肉”。也许没有当年父亲的严厉，兄妹6人未必有今日之成就：二弟曾任香港警察的最高官衔，香港警务处处长，其余的三个弟弟均在加拿大商界和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最小的妹妹于2005年出任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可谓“一门六杰”。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母亲积劳成疾，年仅51岁就病逝了。看着年幼的弟妹，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杨澜：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你仍然会觉得一种亲切感吗？
曾荫权：当然有，我爸爸最重要的愿望是我应该做警察，对我其他弟弟也一样，所以我的弟弟做了警察，对他讲是很大的成就。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的推销员”日子里，有一个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她就是日后成为曾荫权夫人的鲍笑薇。鲍笑薇出身于澳门历史悠久的“元记饼家”，两人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
杨澜：我们注意到在您过去作为财政司长，连续六年向立法会要提交预算的时候，你的妻子都会穿上跟那个封面的颜色相配的衣服，是这样吗？这是她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荫权：对，她对我很支持的。我坐在现在的位置，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最近，我派传单，她跟我一起去。我在车上大选喊着口号，她也跟着我鼓励我，还要照顾我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成功的最大部分是她不是我。
杨澜：听说每次遇到大事，您都会买一对表，你们两个人来纪念，不知道这次竞选成功又买什么样的表？
曾荫权：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是保值。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闲谈中，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好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了。
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一天只关注走一步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97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曾荫权：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年、1997年，很多人讲了，曾荫权一定不能过渡。
杨澜：为什么呢？
曾荫权：他们讲这个人特别英国化，他是英国的角色。还有呢，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转变，心里还是有担心的。这个事我们当时要理解的。
杨澜：担心什么呢？
曾荫权：担心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的事。做不做得好，领导是新的，特别是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多疑问。你看看1995年，《FORTUNE》（《财富》）讲的是香港已死了，“THE
DEATH OF
HONGKONG”。我现在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成为香港政坛“常青树”。无数港人从曾荫权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萌发对未来的憧憬。在他们看来，曾荫权的成功史，正是千万港人的奋斗史，也是他们所推崇的“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使得曾荫权与多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杨澜：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是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媒体的关系啊，最初您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是最终您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你认为秘诀在什么地方？
曾荫权：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会做到时，他讲，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我对于我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澜：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你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你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你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荫权：这个变化发生不容易，对我讲是困难的。我一直是四十年的公务员的身份，就是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还有是用理性的方法。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但是做特首的要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基层的老百姓，跟你说话，听来的事不太合理，但是对他们讲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我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派我的政纲传单，跑到人群，跑上楼，每家每家拜访，每家同他谈，听听他对我政纲的意见；还有在情人节当天我都派送花，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不知道我做什么东西。还有是最后我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话，讲了两次。
回归最大的变化是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
杨澜：您看时间过得这么快，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曾荫权：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信心。因为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很多事情，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做很多事情。
杨澜：而且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曾荫权：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诉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继续地做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个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所以这几十年有这个一贯的信心跟着我，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临别的时候，曾特首将他身上所佩带的象征着“香港精神”的龙的别针送给了我。到底什么是香港精神呢？有人说英雄不问出处，成功只在眼前，这是香港；也有人说务实、应变、勤奋、精进，这是香港。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秉持这样的精神，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特别鸣谢阳光文化，本访谈录视频见东方卫视每周二20：00播出的《杨澜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