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广州的珠江新城，广州未来的CDB
贫富分化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使得激进与保守，或者说左与右的分化就跟中国社会的贫富一样明显化
本刊记者　 何三畏
贫富之争成为导火索
近期茅于轼与薛涌有关“富人”与“穷人”之争，掀起了又一轮的观念激荡。
事起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急剧的阶层分化。
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奇迹般地堆积，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农村，新开篇的历史是农业和农民第一次获得国家财政补贴。这一切，甚至超过了三十年前从政治家到民众所能想象的程度。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公正受到严重挑战。官员腐败，特权阶层和垄断集团挤兑公共空间。贫富悬殊已然形成，畸形的利益格局对普通大众越来越不利。（上一个月，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表明，10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成为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世界上与一部分最不民主和没有秩序的国家同列为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被认为可以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代相对有竞争力的青年把未来按揭到高昂的房市，消费指数的暴涨又导致生活信心下跌。权利缺失和言路受阻，相对贫困和相对被剥夺感无法表达，遂在网络上弥漫成一种令“主流社会”担心的情绪。
回想贫富分化的野马开始脱疆之际，“公平还是效率”曾经是一个问题。后来，问题终结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现实生活中，“公平”常常难以“兼顾”，“效率”每每压倒一切。今天，“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开始退场，谁再提它甚至有故意挑逗公众情绪之嫌。今天的问题是：“为穷人辩护”或是“为富人辩护”。
面对贫富阶层的分化，曾经是同一阵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化。
双方各有拥趸形成对垒
分歧在解读基尼系数的基本点上就开始了。多位有相当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反对用这个“西方标准”评价中国现实，主张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列算式，然后用两个基尼系数来评价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样或许不会达到警戒线。但是，这个论点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贫富分化”的高度关切。
茅于轼先生作为一个道德好人，并且是一个帮助穷人的道德实践者，他认为“仇富”是一种现实存在，他还认为中国有“仇富”的历史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中国社会贫穷的根源之一。他认为富人往往受到伤害，却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因为“为富人说话”不讨好，而为穷人说话却很方便，他“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他写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声明是为“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辩护。
茅先生此前有过“为富人辩护”而受网民围攻的经历。这一次，他“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的评论版，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再一次被摆上了“为富人代言”的代表席，辩论迅速在网络和纸媒上同时展开。
现居美国的薛涌一直关注国内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他“主要精力是在和‘主流’们斗争”，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他认为他跟他们“虽然都主张市场经济，但是意识形态不同”，“他们讲‘效率优先’，我讲‘权利优先’”。在基本的立场和多数的观点上，他不赞成茅于轼，他接连写了多篇文章反驳茅于轼。他反对“仇富是中国社会历来贫穷的根源”，反对“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他认为“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举例说“人权平等”的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反而没有一些专制国家严重。特别跟所有论者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老百姓有一定的情绪是合理的”，并且他们的声音也应该得到表达。
一时之间，茅于轼和薛涌分别成为“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说话”的代表，双方各有拥趸，迅速形成对垒之势。
“拥薛派”更多的是草根读者。薛涌在新浪网以“反智的书生”命名的个人博客，只谈时事，并无杯水主义风波，点击量已过千万。而陈永苗是批茅较为激烈的一个。他对新时期的不公正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他提出的问题是：“改革是为穷人的，不是为富人服务的”；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穷人就没有了机会，而茅于轼是在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中间“拉偏架”。
据笔者电话调查，在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圈，多数人不支持薛涌，特别对他因为长期合作的媒体不发表他批评茅先生的文章而发出高调指责表示不以为然。辩论带来精神紧张，从问题过渡到了“态度”，如指薛“讨好穷人”，“另有所图”或捞取“政治资本”。
薛涌的立场很容易被指民粹主义，何况标榜自己“反主流精英”和“反智”。茅于轼的同辈学者吴敬琏在最近一期《中国改革》杂志，发出了这样的谴责：“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对此，薛涌称吴敬琏用“极少数人”、“煽动”、“挑拨”、“蒙蔽”等词说话，不是“现代语言”。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
辩论还在继续。辩论的是非应该在辩论的过程中去求证，而我们想关注辩论本身显示的价值。
我们注意到，辩论中出现的“讨好穷人”，及以此方式去图谋“政治资本”之说，应该算是一种新鲜的辞令，很诱人想象。有人指出，“讨好穷人”也好，“为富人代言”也好，都应该是你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参与公共辩论，不一定要代表所有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形成一个有人“讨好穷人”，有人“讨好富人”，有人“为利益集团代言”，有人“为弱势群体说话”，有人保守，有人激进，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所有阶层和群体都有人为其“代议”，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话语场，才是现代政治制度生长的土壤。
事实上，在这场辩论中，面对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尽管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判断基础（都不讳言是自由主义者），例如，对腐败和不公的认识，但是，仍然形成了或左或右的立场。无论你是因为忧虑穷人的不理性而选择为富人辩护，或者因为同情穷人的权利缺失而选择为穷人说话，你都已经站了队。如果能让这种话语环境自然生长，假以时日，他们或者都会把自己的话语表述得越来越成形，越来越具有政治智慧。
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社会的问题与主义，已经有过几次争论。每一次争论都分化出左与右的种种名目，左有老左与新左，右有自由与新自由。当然，在中国国情之下，左与右并不对应着通常意义上的激进与保守，而是基本相反，不过，这并不重要。同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左派来说，无论老左和新左的帽子，都不是自己愿意拾来的，而是别人赠送的，当事人不仅不接受，还会反唇相讥；而自由主义标签一般不会被推辞，不过，这也不必纠缠。值得重视的是，新时期的前几次观念之争，大致只是知识精英之间的演练，而此次由贫富分化激荡起来的观念对垒，则席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自称为“弱势”代言的新左派这次却不做声）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络青年的参与，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话题和公共选择，使得激进与保守，或者说左与右的分化就跟中国社会的贫富一样明显化。
这是社会阶层分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值得关注。这次先听听薛涌怎么说。
薛涌　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对“贫富分化”和“仇富”问题的讨论，让曾经共处同一阵营的自由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
本刊记者　 何三畏
三年前，本刊以“在美国做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为题报道了薛涌。三年来，他一直在这一个方向掘进。他不失时机关注国内现实，寻找表达空间，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他在国内商业网站开个人博客，更新快，浏览高。他在国内拥有大量的读者，众多报刊向他约稿。近年的评论已经汇集成9本书，仅在今年已出和正在出版的，即有4
本。
他在出国前已经写过不少文章，但为国内读者广泛熟悉的，是2000年后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大量评论。后来，南方都市报成为他的主要发表阵地。但是，此前他突然宣布“终止跟南方都市报的合作”，原因是“观点不合”被退稿，这种国内司空见惯的事情，薛涌表示不肯接受，并把事情公开在他的博客上，对编辑提出批评。
中国最有影响的评论平台和颇为活跃的评论家“终止合作”事件一时成为一个公共议论的话题。由此产生了两个相关议题，一个是，公共辩论应该“不留情面”还是需要“厚道”？其二，由于事涉薛涌对广受尊敬的长者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的批评，“终止合作”事件也适时地增加了对“贫富分化”和“仇富”问题的讨论热度，一个公共话题让曾经共处同一阵营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那么，薛涌自己对这些问题怎么看，他如何看待他在日益分化的中国知识界所担当的角色？
我怎么不知道国情？
人物周刊：总的来说，你对国内的媒体，包括网络，有什么看法？
薛涌：国内媒体当道的人，可能就二三十岁吧，领导就四十来岁，都是八十年代受启蒙主义影响上来的一些人，这些人还是比较有理想的。我对国内媒体评价还不错。
人物周刊：不是客气话吧？
薛涌：当然不是。
媒体比大学好，因为媒体有竞争。像你们南方报系，都是靠竞争出来的。有没有良心先不说，你得靠卖良心吃饭。因为读者有选择，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好的。这跟民主很近似，兜里有选票和兜里有钱，都可以选择，可以决定要那个不要这个。这么一竞争对媒体有好处，所以媒体有相当多的人是相当好的。特别是南方都市报，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它的评论编辑，素质绝对特别好，一打交道就知道。
但是，这代人受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这种启蒙主义有很大问题，他们自己跳不出来。启蒙主义跟宪政主义非常不一样。我最近要出一本书，叫《学而时习之：研究之一》，书里对启蒙主义有一个清算。启蒙主义跟中国的士大夫传统非常相像。比如士大夫那种兼济天下的怀抱。他自己确信这种怀抱的正当性，道德思想上都比别人优越，我要用我的思想去改造大众的思想，别人必须听我的。所以在这种启蒙主义中，大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他认为你这个不正确，你这一套看法不符合我的看法，你的看法对中国不利，所以，你的看法就不应该登。
人物周刊：你是说这是观念差异，还不是具体事情上的误会。
薛涌：不是误会，是编辑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模式。在美国的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种专栏作家制度。专栏作家的稿件是不能毙的，目的是保证他们在和编辑部冲突时的言论自由。你如果意见不一样，就在版面交锋嘛。跟南方都市报的合作方式是几个月前我跟它讲的。这道理一讲全明白，他们完全同意。其实，跟别的媒体我提都不敢提。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是不接受，别的地方就不要谈了。
这其实就是基层社会的立宪：我们制定一个规矩，我们按照我们的规矩走。规矩不是让你舒服，是让你难受。有的稿子你看着一百个不顺眼，但也得登，因为根据程序你得登。中国就没有宪政主义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和启蒙主义很容易衔接，但就是宪政这一套搞不明白。即使理性上编辑们搞明白了，情绪上心理上就不同意，一执行就不明白。刊登不同意见不是个雅量的问题，是接受规则的约束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考虑到某些方面的国情因素呢？
薛涌：我知道国内人对我怎么评价。编辑说我在国外，不知道国内的仇富的情绪真是厉害。那要是民主社会的媒体，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仇富，他们的情绪和声音必须要有媒体来反映。如果这么大一批人的声音得不到反映这还叫民主吗？有这么多人仇富那就更应该反映而不是压着不动。
人物周刊：不同意你的观点还发你的文章，好像还不现实。
薛涌：你说这种不现实，不是政治上的不现实，只是大家没有立宪习惯，不习惯按程序解决问题。为什么要专栏制，专栏制是使编辑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一个局限。民主社会得从草根培养这种习惯，没有这种习惯，中国搞不了民主。
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看法可能不一样。比方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国内很多的事情可能看不惯，我就提供一些点子，这是我的义务，你说你不同意，不适合国情，为什么我的观点不适应国情，有些国情是不是应该修改？
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创作。戴上紧箍咒，写的时候非常难受。
仇富的道德对社会有益
人物周刊：一段时间以来，你批评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精英阶层，指名道姓，“不留情面”，你知道国内一般不是这种批评方式。
薛涌：这是因为国内没有公共讨论的习惯。前一阵子美国有一个保守主义的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讲美国的政治文化。他劝美国的政治家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击的时候，最好像在私下里的场合一样文明一点。美国的民选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把彼此说成魔鬼，势不两立，吵得一塌糊涂，什么狠话都说，私下里却彼此客客气气，相当尊重，有时候还承认，我的话说得有点过火，你的话还有点启发。
为什么不能把私下里人与人之间的厚道，带到公共层面来？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公共层面是代表的是为某种人的利益说话。比如说，茅于轼他为富人说话，我为穷人说话，凭什么客客气气？凭什么厚道？在公共层面，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不能因为个人的厚道来做一些妥协。我在私下里对人都很好，都是客客气气，我朋友之间没有人说我很尖刻，在私下里别人骂我狗血淋头我可以不在意。
我是对茅于轼的思想不厚道，不是对他的人。这是两回事情。中国跟美国正好相反。中国没有公共辩论的传统，没有公共辩论的伦理。私下里互相使坏，到了公共场合，即使观点不同，也客客气气，回避辩论。个人之间好像很厚道了，但把公共利益出卖了。所以，不要老说厚道不厚道，应该超出文人的圈子文化。
人物周刊：回到你批评茅于轼的问题上来，你了解中国当下辩论“仇富”话题的现实语境吗？
薛涌：你就说“仇富”这事儿，我搜集的数字，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都比咱们低，贫富分化都没有咱们严重。中国的贫富悬殊在亚洲第一，在全球排第三十几，排在咱们前面的，都是非洲那些穷得不得了的国家。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还在急剧扩大，再往前走就是世界前几名了。这种社会怎么能不仇富啊，不仇富不正常。
仇富是什么意思？仇富就是民主的开始。基督教不是仇富吗，它说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财富批评得非常厉害。亚当·斯密也可以说仇富。因为他对工商势力攻击得非常厉害。美国不仇富吗？美国当然仇富啊。爱德华兹竞选总统本来势头不错，后来因为他花了四百块钱理个发，他的总统梦就此基本终结了。他的钱都是自己正当挣出来的，如今至少是几千万的身家吧。但四百块理个发，美国媒体几个礼拜都在谈这事儿，这不是仇富吗？在中国，大款四百块理个发，能成丑闻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一个人的捐款多少有一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我现在最感压抑的一点是，茅于轼的很多观点，降低了我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观点，没有机会来批判，而且批判它要写长篇大论，要写好多文章，更没有地方发。可能这个事情要是闹大了，我要写一本关于仇富的书。
对老左要保护，对新左要辩论
人物周刊：你怎样看待贫富分化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
薛涌：对左右之分，我好像有点感觉，不过从来不太当真。这么多人，怎么能简单地分成左右？我自己大概就属于和左右两派都难融的。
左派有老左和新左之分。整个八十年代，我都把老左视为自己的敌人。不过，到了九十年代，老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不相信他们对中国的改革会再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同时，因为他们失势的失势，衰老去世的衰老去世，我倒是觉得他们可怜，需要保护。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保护？
薛涌：我认为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国家。二十岁的和四十岁的不对话，四十岁的和六十岁的不对话。老一代没有公信度，年轻一代拒绝承认上一代人的经验有任何价值，不听他们的话。现在八十年代后这代人，根本不知道老左是怎么回事，不能体会在老左统治下是什么滋味，甚至对老左时代反而有一股温情，对领袖也很崇拜。你跟他们说当年饿死多少人，他们甚至会跟你急，不许你污蔑伟大的祖国。这是在经济增长中长大的一代。民族主义情绪、大国的自信，远压过了对过去痛苦的记忆。
老左的消失标志着民族记忆的消失。现在的孩子，羡慕老左时代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工作怎么会饿死人？他们说你造谣污蔑。我想，如果我们真保护老左，让他们和年轻人照照面，告诉年轻人不能留披肩发、不能穿连衣裙等等，年轻人有过去时代的活标本摆在眼前，就不会对计划经济有那么多玫瑰色的幻想。
人物周刊：“新左”呢？
薛涌：按说我没有资格谈“新左”。他们的东西大部分没有看过。甘阳大概属于新左吧。你寄来他在《读书》上发表的长文，我也粗略看了一遍。
在我看来，甘阳的思想看上去复杂，实际上很简单。他把改革以来的传统叫自由的传统，把改革以前三十年的传统叫平等的传统。并认为两者和西方自由平等的传统很类似，我们现在都应该拥抱。老实说，读了这些话，我真不知道他那么多年思想史都读了什么。西方的平等传统，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平等，则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再往前追，中国古代“一君万民”，这“万民”也是平等的，即同样屈从于一君的权力，没有贵族可言。欧洲贵族乃至农奴，层级甚多，看上去很不平等。但是，人的地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的。英格兰的农奴要被判罪，也得经过陪审团审理，陪审员常常就是其他农奴，是受审者的邻居。从权利的角度看，欧洲中世纪老百姓所拥有的一些平等权利，我们现在也未必有。
中国未来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形成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甘阳所讲的那种平等，非清除不可。那是靠一个绝对权力把社会削平的平等。如果我们的民族有记忆的话，他这套理论是不可能有市场的。问题是，现在这代人失去了历史记忆。听甘阳一说，不少人觉得不错，真幻想着过去很平等。那个年月，部长有部长楼，有汽车、司机，高干有特供店，有内参看，甚至有文工团的女演员陪跳舞等等，火车的软卧，不到一定级别不能坐。这样的社会，真比现在平等吗？甘阳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失忆后的幻觉上，很有误导性。
人物周刊：你应该算左派还是右派？
薛涌：你说我这种主张“保护老左、斗争新左”的人是左派右派呢？其实，派别也许不重要。我看中国知识界早被利益集团所侵蚀。所以，我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和“主流”们斗争。他们是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讲“效率优先”，我讲“权利优先”。大家虽然都主张市场经济，但是意识形态还是不同。也许他们是“老右”，我就自封“新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