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林珊珊
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大部制方案于2008年3月11日正式出台。此次大部制改革的初衷在于解决职能交叉的问题，实现权力重组。大部制是否能真正有所作为？就此相关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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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出台的大部制方案与您的预期有什么差别？
汪玉凯：我预想的方案要超前一些——既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又有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对总体上组建多少部委，这一次实施多少，下一次实施多少，执行机构由哪些部门组成，如何协调监督等方面有相对具体的规定。但这次出台的方案定性规定比较多，具体规定比较少，阶段目标没有指明出来，有点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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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部门调整结果还是和蓝图有些差距，比方说大交通，大能源并没有出现。
汪玉凯：这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现在没有组建起来的比方说能源部，可能是条件还不成熟，但不一定没有进展，将来可能会组建起来。现在涉及到的部门都是问题最突出，呼声最高的，要从这些部门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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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铁路部作为小部存在这种情况以及方案的简要程度还是有点出乎意料，有论者指出这意味着部门利益根深蒂固的程度超出了公众预想。
汪玉凯：对。改革肯定要涉及到部门利益，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但每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有相当高的艰难性，如英国的大部制改革用了将近20年。利益肯定要不断调整，改革很难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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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有五次类似的改革。此次改革与以往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汪玉凯：过去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整体性的长远规划，一届政府进行的改革，下一届不管。而这次改革要通过12年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框架，通过大部制着手实现政府权力重组，有着长远的总体思路。这是根本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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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当中行政体系内的“三权分立”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汪玉凯：肯定有作用。西方国家也普遍使用这种办法，不过他们是在整个宪政框架下的三权分立。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互制约总比过去既决策又执行的情况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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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大部”有可能只是权力的挪窝。
汪玉凯：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过去改革也出现这种问题。但这一次比过去要好就在于十七大就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规定，如强调民权、公民参与、共产党自身改革以及权力制约等，实施起来这对大部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而反过来大部制成熟起来也会引发政治层面的改革，因为党和政府功能也有重叠。这两个方面汇集到一块情况就还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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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僭越为国家权力管理机关，在此基础上的改革程序合法性保证不充分，改革注定很难成功。
汪玉凯：其实中国与国外采用的策略不一样。国外的行政或政府改革一般是立法先行。但我们是政策先行，先由共产党做出重大选择，将之变成政策，然后再把政策变成国家法律意志。改革关键还是要看效果，不能简单地说改革在哪一种环境能存活哪一种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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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判断大部制方案在接下来的实施中有可能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汪玉凯：第一，部门合并并不意味着权力能重组成功，核心在于能否实现权力制约。第二，中国这个体制下，把各部门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后，这个大部门由谁来监督，没有有效的监督，大部制很难成功。第三，大部制没有与自身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实现。第四，要有整体的制度设计，相应的其他机构一体化配套改革，否则管理机构简单的整合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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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监督最重要的形式是什么？
汪玉凯：行政体系外部来自人大、社会公众、媒体舆论等的监督是最大的监督，是更大的希望所在，而这必须建立在政府公开、公正、透明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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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部门制改革最大的意义何在？
汪玉凯：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向现代政府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迈出重要的一步，但它只是开头，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