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上帝说：光!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就有了光。
这句上帝创世之言，人们听得较熟的旧译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冯象上溯希伯来语《圣经》，与各种西文译本和注释比较，玩味那个神奇的动词“是/在/有/生”，译成了这样。
摩西率众出埃及，在沙漠之中看到一轮“太阳”，冯象译为“红日”……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于是有些明白他说的：翻译，是母语的竞赛，是译文与原文的对峙，是一个诠释过程——原著语义声韵、思想感情、符号象征以及风格意境的理解与表达；而语言，接近科学。
《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要译它，须懂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文化、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冯象常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墓室壁画、器皿首饰，回到他的铁盆斋继续慢慢雕琢，仿佛一个石匠，或圣徒。
窗外，那个位于麻省北部新伯利港的小镇上，居住着一些老派的人——会有人包场请全镇人看一部好电影，放映之前，会有人上台朗诵诗歌。
3月22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间大会议室。距离讲座开始还有45分钟，一位老先生拄着拐杖进来：“啊，我要来看看冯契先生（1915-1995，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曾任华师大哲学系教授）的公子。”很快满座，后来的师生只能站立或席地而坐。
漫谈译经之前，冯象轻声道：“翻译《圣经》不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每年有好多人在做；在英语世界，每年大概都有几个新版本出来。!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他不用手机，不看电视，偶尔上网，常去书店。家中茶几上叠着《死海古卷》、《古今符咒录》之类，讲的都是千百年前的事。但在美国税季，他又实在忙碌；他的法律业务专长是：知识产权。
每年回国2－3周，开讲座、会朋友，继续接触新词汇，譬如“情侣衫”、“红眼飞机”、网络用语“顶”与“靠”；偶尔，将北京“的哥”的一句牢骚写成一篇法学文章。曾在云南下乡9年的“六八届初中生”、今天生活在别处的两栖学者，就这样与火热现实保持一种既紧密又适度疏离的联系。
他对现实的描述和分析让隔了一个大洋的同胞有强烈的“陌生感”，因为没有“腔调”，也寻不见凶猛词语。他持与父辈一脉相承的儒生风度参与到社会批判中来，却总能用一两句平实的话切中大局的要害。他不作振臂高呼，不慷慨激昂，时时幽他一默，喉咙不响，效果蛮好——如“永不核心期刊”，又如“培训二奶，认证‘外遇文化执行官’”。
年轻时，他学了许多“无用”的东西，譬如十几种语言：小时候4年俄语；云南乡下自学英语、法语、德语，拉丁文教材是福州路旧书店淘来的，两毛钱；后来，在北大师从李赋宁先生研习中古英语和乔叟；再后来，希腊语、古冰岛语、希伯莱语、亚兰语；1987年，访友偶遇一位威尔士老人，跟老人学威尔士语……这些“无用”的知识引领他直接进入欧洲中世纪文化，慢慢打磨出一把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性的钥匙。于是今天他说，大学本科最好不学热门“实用”的东西……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室内有些闷。讲座完，冯象鼻尖有亮光、脸泛微红。大学生上前要求签字合影，他一本一本签完，然后立起来，在每一帧定格里微笑。一位翌日约访的记者对预定时间有些为难，他轻声慢语跟人商量，尽量凑对方时间。
当晚与友人聚餐，冯棉（华师大哲学系教授）冯象兄弟选了绍兴黄酒（父亲当年在丽娃河畔的最爱之一），且是不喜甜不加姜丝的老派喝法。当年下乡“饿酒”，冯象曾用医用酒精兑水喝。
告别时风起，冯象从包里取出一顶绿色线帽，戴好，往少年时的居住地慢慢走过去——那一刻，他能否依稀望见起舞的苏格拉底？
（此文未经本人审阅。感谢实习生周晶婕整理讲座录音。）
按照约定，将书面提问通过Email发出，共17问。一周后，收到冯象先生在“满手是事”的税季里的回信。信中说：“所提问题，有几个是我最近接受记者采访谈过的，大概已经见报了，不必再答了罢。其余的我按内容归总为六题，简复如下。!网址163164.cn 微信1631640 QQ3149886


回信中悄然避开的高校剽窃、大学教育、反腐败、西南联大时代与当今两代学人的比较等话题在其著述中均有深深浅浅的印痕。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
人物周刊：先说一个最近的案例——重庆那个散打冠军出身的拆迁钉子户，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公共利益”和“私权”孰轻孰重的问题。请您结合《物权法》的颁布，谈谈这个挺“出格”的事件。
冯象：此事我不明底细，无法讨论；因为久居海外，不常回国，也写不了时评。我是“网盲”，上网主要查专业文献和法律资料，每天早晨看几条BBC、法新社和香港报刊的头版新闻，但并不细读。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消费不完也消受不起。国内的好事丑闻，多半是听人侃的。有几位年轻朋友脑子灵手脚快，时时通报，让我略知一二，写文章倘若用得着，即可检索。《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确实分析了一批案例，目的是揭示政法体制的转轨路径和相关的社会控制策略、文化屏蔽机制。你说苏力先生认为我持一种“冷眼观察和批判的态度”？可能是的吧。隔了半个地球，我多少是处于“局外人”(l'etranger)的位置上——当然，没有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一位怪异。
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文学作品(如《废都》)中早有描写。大约始于“文革”末尾而在“新时期”成熟，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你问这类纠纷在美国如何解决？好像不会有钉子户。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草根政治和民间公益团体发达(包括商会、环保组织等)，老百姓对发展商、对政府都可以说“不”。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个滨海小城，城里有许多18、19世纪的老房子，有几处还是当年华盛顿和美国革命先驱呆过的，很漂亮。某年，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上上下下游说公关，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促进旅游，带动经济，增加就业。报上随即大力宣传。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多数人赞同草根公益团体的立场，选择不发展，拒绝商家的诱惑，保护了小城的历史和宁居的环境。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更不存在州“领导”“批条子”干涉的可能。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或者拿传统民法例如物权学说包装掩饰了，让人暂时忘记。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条文再“健全”也没辄，叫作“钉子”，又名“疑难”案件。现在由媒体和时评家来报道议论“轮番轰炸”，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你讲的，点出其中的法律难题，例如怎样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也不是坏事。我说过，新法治的“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大众文艺和媒体的宣传配合。新闻报道跟法律时评，便是这文学化的法治的右臂。现时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法治是寄予厚望的。仅就那一份精心培育的信仰而言，应该说，新法治的建设相当成功。
人物周刊：在《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中，您为我们解读了辛普森案这枚硬币的两面。打个比方——排队买紧俏商品，为了公平公正，红袖章老伯伯请大家遵守规则：不许插队，不许带买，大家很听话；但最后商家无货可售或出售假劣，大家仅仅学会了怎么排队，然后还被告知：学会排队是很要紧的，因为以后可以再排别的队。
所以，事隔多年，我还是想问：到底是程序正义这种形式重要，还是人们扬善惩恶的愿望重要？“正义失败了，但在体制层面抽象地促进了法治”，是不是一种辩术？
冯象：简单说来，程序就是办事的顺序、规则。我们盖房子、做学问，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否则容易出错，影响效率。你举的那个例子也说明问题：排队购买紧俏商品，红袖章老伯伯维持秩序，不许夹塞，不许代买。为什么？为了避免拥挤混乱，不让力气大的不讲理的钻空子、欺负弱小。在此意义上，程序是公正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虽然紧俏商品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买不到，因而浪费了时间精力，甚至失去别的机会。
但是，法律程序有所不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利用程序手段阻挠、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老百姓就会不满，要骂人，“丧失理性”。于是在制度上就需要有个说法，一种“学理”或信仰的解释，来安抚他们。所以法治化的社会控制必然有繁复抽象、渲染技术的一面，古今中外皆然。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化或精英化问题，是法律人集团一直关心的。就是如何限制法学院/系的规模和数量，加高律师和法官资格的门槛，以使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伦理跟普通人拉开距离，能够以严格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自律为条件，向国家换取执业垄断和司法独立。惟有这样，才能把程序正义建立起来，再充分意识形态化，让老百姓接受。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基本上还未起步。
法治的另一面，则是古人所谓“治吏”或“御臣”，即法律对官员和权势者的约束，或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面如果软弱，具体的表现，便是反腐败的不力。但这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病，不论民主宪政、资本主义与否，也不论官员是否享有“高薪养廉”的特权。高薪养廉，自然是“肉食者”编造的神话。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毛主席时代基层干部没几个钱，但贪污腐败的少，为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做法和制度，在现在的人看来，恐怕是极不健全的。我想，穷根究底，还是官员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出了问题。而这困局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名“呆账”，我论述过)，大到了不敢碰也碰不得的地步，因此才变得如此棘手了。
张爱玲的老上海故事
对我没有吸引力
人物周刊：《墙与诗》中，听您解读哈金，想到同在美国的北岛和隐居激流岛的顾城，您如何看他们后期的作品？您对《红楼梦》、鲁迅、张爱玲，怎么看？现在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您最喜欢谁的作品？
冯象：我是西学出身，长期在美国生活，国内的小说戏剧，多年没看了，没时间。因此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哪个作家。但由于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多，道听途说，得知一点花絮八卦。偶尔也应朋友邀请，或者遇上有兴趣的题目，写一两篇评论。
不过，20世纪的白话新诗我下了点功夫，研究格律和现代汉语的音韵节奏、欧化句式等问题。从郭沫若《女神》到戴望舒、艾青，从食指、海子到世纪之交的“新新人类”，都读。现在回国讲学，遇上年轻诗人还一块儿泡吧喝酒，念他们的新作。
你问对张爱玲、顾城等人的看法。顾城早期的东西好，有童趣。假如当初他停下来写故事，或许会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一块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弱项。你想，需求那么大，却少有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才，这民族一定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童趣是天生的，教不会，学不来。日本人这方面比中国人强，各门艺术包括民间工艺都能表现童趣。所以他们的动画片做得好，比迪斯尼的还要好。这是我的一个美国“教女”告诉我的，小观众自个儿的评价。
张爱玲文字警策、造句精巧。据说她看书喜欢拿一支笔删改别人的句子，用这个方法训练语感，是个风格意识极强的作家，对《红楼梦》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她的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旧上海和老香港那些小人物的心态、声腔、做派和出没的场所，我太知道了，不觉得新鲜。
我的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
社会问题无关
人物周刊：“我们必须重建西学”背后，是否意味着民末清初以降，中国人在向西方拿来的过程中发生的误读或有意识的曲解，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重译《圣经》是不是您选择的一个起点？
冯象：“重建”是我在一封信上说的，收在增订版《木腿正义》，你读得仔细，注意到了。但我的意思并非指前人向西方学习，误读或曲解了什么。那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创新有时候就是因误读而起、从曲解出发而成功的。90年代以来西学之衰落，除了政治和文化生态变迁的影响，还连着高等教育和学界的腐败。如钱学森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大学走了歪道。中国人办教育，20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通通丢掉了，一律奉行长官意志，“数目字”管理。将来如何推倒重来，扫除垃圾，回归正路，我们这一代怕是不行了，既得利益者太多。看下一两代人吧，也许他们受够了损害，能抓住机会，拿出勇气和政治智慧，迫使“肉食者”及其共谋者让步。
但是，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兴趣。这一点我已在《摩西五经》的前言里讲明。(见《木腿正义/雅各之井的大石》)
译本有舛误，
不影响宗教传播
人物周刊：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佛经翻译中存在很多问题。您认为宗教经典翻译中的错误，是个多大的问题？对于千百年来人们的信仰和修为，有什么影响？您对《圣经》、佛教经典和《古兰经》，做过一些比较吗？
冯象：世界主要宗教当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最大。前辈学者，凡受过传统教育的，对佛经都有些研究。“文革”以前和“文革”过后，先父常接待外宾——那时候上海人还少见多怪，南京路上常围观外国人——好些是来访的佛教界人士，他少不了陪同参观寺庙，谈论些佛学和经文典故。回家就着绍兴老酒，兴致上来，也跟我们说说。所以佛经故事我很早就有兴趣，读过一些。但佛学博大精深，经文浩如烟海，我是外行。
佛经汉译，大概也有不少错漏，陈寅恪先生等先贤指出过。但译本有舛误，一般不会影响宗教的传播。人们信教，是因为内心有所觉悟而皈依，或者生活陷于迷惘痛苦，无所依凭，欲寻求真理。所以教士布道，都是说些浅显的道理，跟学术讨论是两码事。如今荧屏上那些风靡全国的“心灵鸡汤”节目，也是这样；出点差错，甚至误读了经典，也无关紧要。只消观众看了高兴，对人生增强信心，“爽”了就好。考订文字、辨析义理，是学者和经师的任务，不是普通读者和信众关心的。信仰关乎个人灵魂的福祉，礼拜神明则需要仪式和组织，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译经解经所能奏效的。
至于经文载体语言的神圣，历史上只有少数几种语言获得这一待遇。例如埃及的圣书(象形)文字，古人以为是神明所赐，故而须由祭司和专职文书来书写、解读、保管文献。《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古兰经》的阿拉伯文，传统上也享有极高的尊崇，因为这两种文字直接承载了神的启示，所传经文则是那启示的完满无误的记录。而基督教《新约》的希腊普通话(koine)，则同欧洲的其他语言一样，没有那般神圣，因为耶稣福音的原话，是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母语亚兰语，门徒们译成希腊文传世，已经跟“天国圣言”隔了两层(详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更何况希腊文在早期基督徒看来，是异族“行淫”即膜拜宙斯、维纳斯等邪神偶像的污秽了的语言。所以历史上，希腊文虽然一度成为东地中海文明圈的普通话或文学语言，却从未达到“至圣”的地位，像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在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心目中那样。
《圣经》汉译，除了研习原文善本、琢磨西文经典译本，还应当参考《古兰经》。《宽宽信箱》里讲海枣与凤凰那一篇，我就核对了几种英译《古兰经》和马子实(马坚)先生的汉译，并请教通晓阿拉伯语熟悉中东风俗名物的专家，从而确定和合本等旧译的舛错。马先生学贯中西，曾在埃及留学8年，以阿拉伯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回国后任北大东语系教授，著译等身，还主编了《阿汉词典》。他是云南沙甸人，那村子从前我每次上昆明都要路过，下车休息，很熟悉。马先生以“忠实、明白、流利”做白话译经的标准，白寿彝先生称赞他的译本“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所以我读得十分认真，而且希望将来时间精力允许，学习阿拉伯语，从原文研习这部天经——穆圣宣布的“永久的奇迹”。
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
人物周刊：您说过云南那段生活（1969－1982）“不是往事，是现在，时不时就在眼前”。幸存，远行，生活在别处。回首当年，金雪飞写成了《沉默之间》，高尔泰写成了《寻找家园》……您有没有写过回忆云南知青生活的文字？很多知青抱怨那段日子，您对那段生活是一种什么感情？
冯象：去年你邀我写“文革”和知青的事情，我没答应。1966年5月“文革”爆发，我只是个毛孩子，初一学生。跟着高中生外出“串联”，步行“长征”，看大字报，能懂什么革命？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那个大时代“十年浩劫”的风云人物好些还健在，应该请他们回忆，保存史料。诚然，“文革”中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无论造反、保皇还是逍遥(当时把两派之外不积极参与的人叫作“逍遥派”)，都有精彩的故事，都值得写下。或如巴金老人提议的，造一个纪念馆或图书馆，让后人受教育，总结教训，永远铭记。
不写还有一个理由。回忆录、随想录之类是老人的专长，不到岁数就忆旧，我觉得别扭，而且极易浪费了文学素材。前些年到北京讲学，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厅会友，吴彬大姐推荐钱宾四(钱穆)先生一本小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在返程飞机上一口气读完，真是诚笃隽永之至。那种阅尽人世沧桑的素朴文字，只有学问做通了上了岁数的人才能驾驭。大概这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