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跨越4000点可以视作中国股市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大好时机，但也可能会成为中小股民的祭坛。新的挑战摆在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面前
叶檀
说尚福林是中国股市的教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资本市场已留下鲜明的尚氏落款，却是不争的事实。
尚福林不是投资银行家，理论著述不多，除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不多，他在中国股市摇摇欲坠之时临危受命，担任第五任证监会主席，从最初饱受质疑，到今天掌声如潮，这位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证监会主席，将定格在股改这一标志性事件上。
2007年5月9日，股改启动两周年。两年前的这一天，清华同方、三一重工、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4家上市公司正式拉开股改大幕，两年后，股市以大幅震荡和沪市轻松跨越4000点作为回报。熊市沮丧一变而为牛市恐高，这种幸福的担忧，应该是证监会主席乐于看到的。
尚氏资本市场的印迹正是一条中国特色的、能为普通民众接受的市场化改革之路。
事实上，想要治疗中国股市先天不足的官员不在少数，早在尚福林之前，股市市场化改革就初见端倪。周小川时代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在尝试跨越国有股与流通股的鸿沟，大力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但国有股以市值减持的后果众所周知，市场派改革者在毕其功于一役的诱惑下，以牺牲中小投资者利益为前提对既得利益者作出妥协，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一视同仁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性质。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股减持失败对尚氏未必不是幸事，至少市场上下达成共识：股权流通性割裂与大小股东利益割裂对于中国股市有致命负面影响，以损失流通股利益的方法完成全流通行不通。
毫无疑问，一项复杂改革需要取得成功，应该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来自上层的支持，在决策者中达成大致的共识；二是来自民意的支持，使改革具有民意合法性。尚氏恰好具有才能获得两方面的支持，他也以独特的应对之道使资本市场在各方利益妥协的基础上，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股改大计。
尚氏的人际关系与高超的平衡能力成为成功的关键，这源于他对现实的洞察。担任证监会主席前，尚福林有近30年的金融工作经历，这使他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金融问题的体制性症候，以及何时应该作出非原则性妥协了然于胸。
据说，尚氏在参加清理三角债时显示的工作能力使他赢得喜爱人才的朱镕基的赞赏，一句“飞来的尚福林”充满欣慰。清理三角债时的上司周正庆同样对尚十分重要，2003年，担任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联合一些证券界资深人士进行大量调研，短短半年多，完成了《国九条》的起草，一班老臣一一疏通了发改委、财政部等关键部门。《国九条》的颁布意味着股改的设想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股改才有可能发轫。
尚氏“求大同存小异”的沟通能力对股改至关重要。2003年11月12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发言对股改最重要的对价工具表示异议，尚氏通过各层面疏通，最终证监会与国资委两家于2005年5月31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这被证明是个双赢的结果。
妥协不意味着无原则，坚持是尚氏的另一面。第一批股改公司出台之后，市场急挫，跌破1000点，尚福林坚决表示“开弓没有回头箭”，表现出一个博弈高手关键时刻的勇气，在股改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时，尚氏的反应是高调加快股改步伐，股改信念与背水一战的环境逼迫尚福林成为高调领导者。
应该强调的是，尚氏是本土的市场人士的代表。适当保护中小投资者获得民意支持是股改成功王牌。本土出身的尚氏之语与美国证监会理念如出一辙，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不会仅以冠冕的借口向权贵阶层输送利益。
尚氏时刻以隐讳的方式表明自己市场派的身份，2006年是证监会出台政策和管理办法最多的一年，全年共发布了20多部证券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后股改时代加强监管与投资品种创新，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这些政策的主题。
然而，尚福林再一次面临挑战。股市跨越4000点可以视作中国股市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大好时机，也可能成为中小股民的祭坛。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决策层除了H股回归A股等有限措施之外，对于放开市场边界、让股市成为一池活水方面有更多建设性意见。
股市的发行退出机制未有根本性的变革，垃圾股成为黄金，诸如借壳等现象成为市场常态；股市仍然由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主导，管理层的监督与惩戒制度也更多只具有象征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讲，股市的火爆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考验投资者的理性，而是考验决策层的市场理解力与耐受力。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危难之时脱颖而出的人物，作为一个出色的股改战略家，尚氏被各利益群体接受，在股改后以扩大市场容量解决制度核心问题的做法也值得赞赏，但同时应该看到，尚氏的妥协无处不在，挑战也还无处不在。
尚氏曾说，“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他是一个鲜明的人物，但并未创造历史。
无论如何，头脑清醒的尚福林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有功之臣。他在恰当的时候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优方式，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