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
想了很久，有些很难看到的影像，至少值得被提及。我对一种影像纪录运动的关注，总是胜过了故事影片。也许这些片子，读者很少有机会成为观众。但一位读者来信，提到当年陈冲回国拍摄《天浴》，后来有记者问，一部片子被禁这么多年，懊悔吗？陈冲说，一点也不。因为“如果文革被淡忘，对全人类都是一个损失”。
如果失去了记忆，“活在真实中”本身就是一句谎言。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使全世界都成为影像纪录的拥护者。法裔犹太人朗兹曼，从1977年开始，花了6年时间拍摄，完成长达9个多小时的访谈《浩劫》，成为大屠杀影像纪录中的一部经典。
这部传说中的纪录片，最近由欧洲著名的MOC（收藏大师）公司出品，央视的电影频道也曾分几天播出。这家公司今年还推出了《卢米埃尔兄弟影像全集》，一共365段。无论你看过什么照片或文字，如果要亲眼触摸那个100年前的世界，人类已拿不出更好的资料了。
最令我惊喜的，是《台湾当代影像》系列，15张DVD，22部纪录片，从日据时代一直到21世纪。去年我应邀去东吴大学访问。媒体的朋友为我搜集了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的许多纪录片，包括纪录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口述影像”系列，像《青春祭》、《白色见证》等。
关于当代史，凤凰卫视的作品《1949：大迁徙》，最近也推出了DVD。叫我们看见1949年的另一重意义，国共之争以外，是中国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数百万人的跨海大迁徙。台湾公视的两部作品，《世纪宋美龄》和《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对两岸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碎片整理。
这次的《台湾当代影像》也很奢侈。当年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竟成为台湾影像运动的先驱。他在1933年的实验纪录作品《持摄影机的男人》，模仿1929年纪录片史上的经典《持摄影机的人》，可以从中一睹当时文化圈的浮光掠影。《大迁徙》中曾提到国民党接收台湾时，满街都是日语、日式招牌和木拖鞋的叽嘎声。如果你看邓南光1937年的纪录片《台北幼稚园运动会》，感触就更直接了。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日式服装，每人手中都是太阳旗，欢呼雀跃。接力赛，去把太阳旗插好，然后跑回来。台湾族群的百年情怀，在影像纪录中如此栩栩如生。
戡乱年代，摄影家庄灵，拍摄家庭影像《赤子》，纪录他的长女从出生到一岁半的种种。并以赤子的眼光去看台湾，对当时政治社会的氛围也有微妙的隐喻。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段，影像纪录运动成为投入社会运动的一种方式。好几部作品都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如著名的外籍人士丁松筠神父，策划制作了一部远赴泰缅边界，拍摄红色高棉难民营的作品《杀戮战场的边缘》，配搭罗大佑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台引起震动和捐输的热情。
1991年，李道明的作品《人民的声音》，讲述了环保运动的四个案例。花莲的“渔权会”对中华纸浆厂、后劲的居民对中油五轻厂、台南的渔民对养猪场、以及全岛反“核四”的运动。母亲推着摇篮游行，标语说“我要孩子，不要核子”。吉他歌手唱道，“反核，反核，那个短命的台电，有三个老婆还不够，还要第四个。”从里面能够看出当时台湾民权运动的铺开，和民众的非暴力模式，以及环保团体、人权团体与国民政府的互动水准。这比我读过的所有论文都更鲜活，也更叫人看出不同社会的差距。
民主化以后，影像重心转入实验性质和人类学的性质。尤其是“中研院”的人类学学者胡台丽，她纪录雅美族人生活的《兰屿观点》，使她成为台湾民族志纪录影像的第一人。我印象最深的，是片子开头她与几位雅美族的志愿者坐在海边，交流对影片的看法。一个人说，“我觉得学者们对原住民的研究越多，我们原住民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因为你们只是把这件事当作得到一个社会位置的手段，而不是回馈你们的研究对象。”《兰屿观点》也是台湾第一部进入商业院线的纪录片，只是不知道是否因此帮助了那些雅美族人。
2000年的《谁来钓鱼》，则以一种后现代的技法，意图对钓鱼台的主权争执进行一次镜像的还原。其他还有几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不过我始终认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民权主义。中山大学艾晓明主持的“性别教育论坛影像工作室”，近年来拍出了中国最好的女性主义纪录片，如追踪湖南女教师黄静受害案的《天堂花园》，和纪录校园反对性别暴力的《白丝带》。
不过我们的影像纪录，相对于这个时代和它的记忆，仍然显得苍白。尽管可能看到独立纪录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里面从高处的王光美、改名“尚武”的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党内开明派的女儿李南央，到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当年的红卫兵徐友渔等，每个人都在回忆中争夺着对那一场灾难的诠释，包括身陷其中者的自我辩护。今年4月，云南的一个纪录影像展，胡杰的作品《我虽死去》，追叙了“文革”中第一例红卫兵打死教师、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事件。
我们不是只有《大国崛起》和百家讲坛。我们也有NGO，也有影像纪录运动，尽管知道的人太少。商场里也有好多的摄像机，尽管买得起的人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