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经济与智慧经济
　　市场经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金钱挂帅、见利忘义、被俗见和短视所把握的市场经济，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中自以为是的种种做法和理论在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来看都是犯傻，我们可以称之为傻瓜经济。这种模式下的老百姓累的要死苦的要命，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
　　只有跳出俗见，从更高的角度审视和把握经济，以智慧驾驭金钱，才能真正摆脱贫困，使经济跨上新台阶。能摆脱贫困，使经济上台阶的，必然是智慧经济。
　　傻瓜经济的主要表现：
　　把什么“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当做指导经济的“理论”（其实是西方列强的强盗逻辑），教育国民“安贫乐道”，努力保持为富国廉价打工的“优势”，必要时不惜降价与其它穷国死拼。
　　拼命对外贱卖自己的产品，谁要说提高价格，提高职工待遇，就跟谁急。以为自己的原材料、劳动力、生存环境都不值钱，只有洋人的钞票值钱。外贸比重甚至超过国内消费，把经济发展的希望拴在外国人的裤腰带上。
　　有水快流，自己有一点资源就要赶快挖出来卖，把大好河山青山绿水挖得百孔千疮。好像所有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捞白不捞。
　　汇率基本不懂，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升，什么时候该降。对赤字、国债、汇率升值、外贸逆差有天生的恐惧感，外贸有顺差则感到沾沾自喜（其实外贸顺差就相当于让别人“打白条”，更要命的是还会贬值，有变成废纸的可能）。
　　什么都要“市场化”，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其它企业一样，主要目标都是赚钱（学校、医院都要赚钱）。政府部门也可以搞创收，其个人收入依据创收的多少分出三六九等。一些地方“富衙门”的普通职员收入竟远远超过国家总书记、总理。
　　贪大求洋，好做表面文章，常以美化出新为由反复折腾（当然免不了有人从中大捞好处）。街面上许多豪华洋车，出租车也规定只能用大排量（好像打的的人全是4个胖子）。不拿国货与节能环保当回事。
　　政府的主要工作好像都是招商引资，互相以牺牲国家利益恶性竞争。官员们花天酒地傍大款也都以此为据。
　　满足于低端就业（低端低薪就业其实相当于隐形失业），劳动大众工资长期冰冻。老板们需要低成本，官员们随声附和，将提高职工待遇视为“妨碍”经济发展的“畏途”。
　　在该花钱的地方永远是资金不足，如教育、科研、社会保障、社会治安、节能环保、国防等总是资金不够用，甚至警察办案也因为经费短缺而要事主出钱。而在官员们吃喝玩乐或坐公车方面却从未听说资金短缺，每年花费惊人（2000＋3000＞5000亿？ ）。
　　GDP挂帅，有奶便是娘，烟、酒、低俗文化等无益于社会的东西也被当成创收的摇钱树。老实人被当做傻子，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
　　有钱要让洋大人先赚（新版“宁赠外友，不予家奴”），内资企业处处比外资矮一截，真金白银（超额利润）外加大量资源滚滚流向国外。
　　智慧经济则相反，不是人被金钱牵着鼻子走，而是以人为本，以文明诚信为纲，以智慧驾驭金钱，让金钱乖乖地为人民服务。
　　智慧经济推崇的当然不是“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之类的垃圾理论，也不是把“市场化”当“万能膏药”的自由经济理论，而应该是一位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又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凯恩斯理论的实践者“罗斯富新政”。
　　凯恩斯可算是第一位经过独立研究揭穿金钱的秘密，并主张政府充分利用金钱为人民造福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揭穿了金钱货币根本不必用什么等价物支撑，可由政府根据需要任意印刷发行。他的“挖大坑”安排就业的理论（即安排200人挖一大坑，再安排200人填平，就增加了就业），堪称经济理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美国新任总统罗斯富第一个将凯恩斯的理论付诸实施，终使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踏上了富裕发达之路（今天西方贬低和雪藏凯恩斯或许是别有用心，否则穷国学了去富国就没优势了。实际上今天发达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高债务模式不都是源自凯恩斯理论和罗斯富新政吗？ ）。
　　虽然“挖大坑”理论看起来荒唐（政府可做的为民造福的事很多，如办沼气、太阳能、风能、水电、核电、磁悬浮、电动车、廉租房、教育、医保、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等等等，哪里需要挖大坑呢？ ），但却形象地说明了政府应有充分的能力造福全体老百姓，而不是任由老百姓受苦受难。
　　因此智慧经济在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如教育、科研、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治安、节能环保、国防等方面决不会有资金短缺之虞，国家可以按需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所有的缺口都可以赤字或国债来补足（对国家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所谓发达国家个个债台高筑，国债、赤字数额惊人，人均高达数万美元。按此标准中国可有数百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可用，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但在不该花钱的地方，如公车、公款吃喝玩乐，却一分钱也不能乱花，乱花者要受到严厉惩治。
　　智慧经济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招商引资（不“招引”各类资本还是一样要投资，而且更符合市场配置），而是不断提高广大职工工资待遇，不断淘汰低薪劣质企业，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非政府莫属。
　　智慧经济的对外贸易应受到严格管制，既不许乱卖，也不许乱买。出口以高附加值的智慧产品为主，不含智慧的初级产品禁止出口（出口初级产品等于出口能源和资源）；进口则以能源、原材料、技术为主，其它产品严格控制和禁止进口。一位中国农民在苏丹租了几千亩地，成了当地的蔬菜大王，用别人的土地、资源、劳动力，为国家换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银。这才是政府最应该鼓励的“出口”模式。虽然“出口”的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却是地地道道的“智慧”。所有驻外使馆都应将为出口“智慧”牵线搭桥和提供资助列为主要工作。
　　与傻瓜经济的鼠目寸光、顾头不顾腚相反，智慧经济一切须从长远考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这是凯恩斯还没有想到的。所以凯恩斯理论加上可持续发展观，才是富强之道的最佳经济理论组合）。所有国内地下宝藏以“藏”为主，能不开尽量不开，先尽可能利用国外资源。国内则以节约为主，在节约潜力未挖尽前禁止开发新矿（如炼焦等排空浪费的燃气未解决前不应搞“西气东输”）。所有老矿都应重新申报从生到死（采完后）的善后方案重新审批。经过批准的矿山也只准有限打洞，不许敞开采挖破坏山体。
　　智慧经济把节能与环保、循环经济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政府不搞什么“平改坡”工程而是搞太阳能、沼气、风能、电动车、中水回用的推广普及工程。城市中不搞什么“大广场”、“景观大道”，而是搞高效实用的多层立体快速路系统和共同沟，在机动车道全面消灭红绿灯，从根本上解决堵车问题和“马路拉链”问题（傻瓜经济以城市中高架路影响景观为由，竟然对大量堵车带来的能源和环境危害熟视无睹，不思解决反倒暗自盘算收取“拥挤费”、“入城费”）。
　　智慧经济不把传统“GDP”和“就业率”放在眼里，追求的是“绿色GDP”和“高端就业率”。因为低端低薪的就业与失业相差不大，等于隐性失业。而高端就业的前提是教育要普及。所以智慧经济必须对全民实行高中义务教育（免费提供午餐，课本循环使用）和大学免费教育。
　　智慧经济并不把办个厂开个店都认为是就业率和GDP的增加，因为如果这边开那边关最后总量增长还是等于零甚至负数。因此智慧经济拒绝恶性竞争，除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城市（经严格评估的水、能源、环境都有条件的地区），其它地方禁止设立所谓“开发区”招商引资（绿色生态除外）。第一、第二产业少而精，第三产业大发展，烟、酒、低俗文化等无益社会的东西将受到严格限制或禁止，“绿色GDP”和“高端就业率”才能上台阶。
　　智慧经济并不需要“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不相信经商的人越多，经济发展越快。特别是政府部门，不但不能经商，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自己搞创收。全国各地、各部门公务员统一待遇，没有穷部门、富部门之分。
　　国营企事业单位与普通民营企业泾渭分明，各行其道。既不会把国营企事业单位当做普通民营企业来搞活，也不会把普通民营企业象国营企业一样管死。国营企业的任务只能是服从国家宏观调控，拾遗补阙，扶助弱势群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不搞利润挂帅，不存在“做大搞活”的问题。如房地产领域，国营企业只准经营廉租房；药品生产行业，国营企业只准生产销售平价常用药；汽车产业，国营企业只准开发生产电动车。对国营铁路、航空，国家不但规定票价，还规定服务标准和饮食价格。普通经营竞争性领域国营企业禁入，不得与民争利，没有自行投资、自定价格、薪酬等所谓自主权。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一样待遇。公立医院、学校的经费由国家全额提供，免费为国人服务，不可能出现斯文扫地要钱不要脸的局面。
　　智慧经济坚持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实行内资优先政策。反对盲目引进外资。主张充分利用国债，对借外债持十分谨慎态度。
　　大力提倡国人用国货，政府、国营企事业单位应带头用国货。国家投巨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循环经济，如大飞机、磁悬浮、高速轮轨、电动车、太阳能、风能、沼气等等，吸引国内外的人才为我所用，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决不把开发应用高端技术、高端产品和高端就业的机会拱手让给外国人。
　　决不把本国货币与任何外币捆绑，自主掌握币值升降权（人民币目前币值过低，今后一段时期应以升为主，直至外贸出现逆差再考虑调整）。
　　经过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傻瓜经济忙了半天，焦头烂额，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智慧经济却平步青云，直上九霄，凭借智慧轻而易举地步入了发达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