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为了个人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亨利·福特说：“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中国企业则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使命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企业家不过是“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到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宗庆后新闻,宗庆后说吧)在2007年3月，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元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现在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政府又在娃哈哈参股。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
　　这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唯一目标，而是被人为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大跃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做到的一些使命，反而使自己的腰包迟迟鼓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舛，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就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王石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量度的。相反，更多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首先就是忍耐的品质，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要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以退为进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注重的其实是企业、政府及社会一种不即不离良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宗庆后想借行政力量挤兑达能的作法，是一种扭曲且不健康的商业伎俩，过犹不及，注定为世人所不齿。遗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应声”而动支持娃哈哈，这同样是一股不和谐的暗流。
　　中国企业精神的重构，其实也是中国社会潜规则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