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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族:荣氏家族的创业秘史


  荣智健连续多年雄踞“胡润强势榜”榜首,与荣氏家族传给他的遗产没有多大关系,其父荣毅仁苦心积聚的“非物质遗产”,才是助荣智健登上顶峰的最大动力。  自2003年“胡润强势榜”出台以来,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就一直高居榜首。尽管排在后面的都是响当当的角色——任正非、宗庆后、马云、郭广昌、黄光裕、刘永好……但与有着百年辉煌家史的荣氏摆在一起,他们只能算是“暴发户”。  从留下了“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训诫的荣熙泰算起,荣智健是荣家的第四代传人。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荣熙泰的次子。荣智健是荣毅仁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1942年生于上海。1949年新中国成立,荣家作为民族资本家受到保护。特别是因为积极配合公私合营,得到优厚的经济补偿和政治待遇,得以凭高股息继续享受优越的生活,荣毅仁还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切给了衔玉而生的荣智健成长为“贵族”的环境:宅院环境幽静如画;典雅古朴的厅堂内到处陈设着名贵家具、瓷器、古玩和名家书画;居有佣人、出有专车。当年的上海,荣智健是知名的“公子”:开红色皮座敞篷跑车,出手大方。不过,荣家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对子弟的管教却很严厉。荣智健孩提时代不听话时打屁股、关黑房间是经常的事。  1959年,荣智健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进入天大电机系。大学生活无法与上海大宅同日而语,但手里有的是钱,可以吃小灶、请大客,在同学们的眼中是绝对的“大款”。那时他的心思全部在棒球上:每天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  今天的富家子弟依靠父亲的财富可在物质享受上超过当年的荣智健,但他们没有巨富的祖父和曾祖父。按“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说法,中国大地如果再有贵族也是我们百年之后的事了。这样,荣智健就成了世人能够见到的最后的贵族!  贵族淬火  荣智健的人生转折没有发生在1949年,而是发生于“史无前例”的年代。1965年,荣智健大学毕业后分到水电部工作。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到来后,他离开国家机关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长到20多岁从没吃过一天苦的荣智健多了一段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的经历。次年,政治环境更加严酷,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荣智健是从温室掉进了冰窖,吃尽了一般城里人家孩子都受不了的苦: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1972年,30岁的荣智健返回北京,调入北京电力系统从事科研工作。  如果他7岁时就失去优越的生活环境,就很难养成雍容的气度。而8年艰苦的基层工作像是对他这个“贵族坯子”的深度淬火。文革末期,荣毅仁赋闲在家。1972年到1978年间,荣智健一直与父亲住在一起。而立之年的荣智健这才有机会从与父亲的相处中继承家族的“非物质遗产”。  解放前的巨富商贾常在香港置办产业,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子弟纷纷到港打理。1978年夏,36岁的荣智健离家别子独闯香江,随身带的是一张“单程通行证”。初到香港,荣智健凭借父亲荣毅仁在港积下的几十万元资本,与两个堂弟开办电子厂,生产电容器、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等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了解和天赋的商业才智,让荣智健得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话分两头,其父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于1979年10月创办了中信。同深圳特区一样,中信成了金融领域的“特别窗口”。1950年代因公私合营而名噪一时的“红色资本家”,再度开风气之先,步入新时代。荣毅仁的特殊身世、遍及世界各地的亲属和天赋的商业智慧,对帮助当年的中国打开经济之门意义非凡。跟随荣毅仁一起创业的中信元老中有时年38岁的王军。据荣智健回忆,当年创办中信的2000万元启动资金还是王军借来的。加上荣毅仁借给公司的1000万元个人存款,中信创立之初可调用的资金仅3000万元。到1984年,国家投入中信的资本总值为1亿元,此后再无现金投入。  1986年,在商海中搏击了8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绝世武功”的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并很快荣任董事总经理。可以说,这是荣智健大展宏图的真正起点,那年他已44岁。  点评  草根出身的冯小刚是这样点评贵族的:“不显摆、不羡慕、不撒谎、不关心世俗琐事,满脑子装的全是四六不着的想法。对什么事都不着急、不争……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贵族没什么积极意义,跟废物没什么两样!”前半段有点传神、入骨,后半段却不尽然。如果所有人都只关心鼻子底下的那点蝇营狗苟,没有人为“四六不着的想法费心”,那人类今天肯定还住在山洞里!  生于大富之家的荣智健根本不用关心“世俗琐事”,也不必与人争。这样的环境一直维持到荣智健20多岁,足以把他培养成贵族。偏远基层和香港商海的两个八年,让荣智健与末世贵族的纨绔彻底绝缘。  中国的“窗口”  中信香港是1979年与中信同步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作为开放中国的一个窗口。主观意向不错,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陆,这个窗口怎么开?统帅人选更是个大难题。水里、火里历练多年的荣智健很快就证明了他的实力,他的加盟成了中信香港的一个新起点。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由米国钧接替王军任董事长,荣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荣智健向北京中信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人事和经营决策权。中信香港从此步入荣智健时代。  此前,荣智健在香港经商已获得逾4亿港元身家,他在商业上的“野心”是那个年代的“国家干部”根本无法想象的。他心中的榜样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实业家。执掌中信香港后,荣智健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国泰航空,其大股东为太古洋行。这对手里仅有区区3000万美元“开办费”的中信香港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荣智健顶住不同意见,亲赴北京向父亲交了“军令状”,从而获得了8亿元资金。最终,中信香港以13亿港元巨资获得国泰航空12.5%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不久,荣智健又以5亿港元收购港龙航空46.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旋即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国泰航空。
  1989年6月5日,香港恒生指数狂跌21.57%。香港电讯的英资股东心急如焚,荣智健抓住机遇斥资103亿港元购得20%股份,成为了第二大股东。这一次的“便宜行事”,越过了不少审批环节,最终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才算没有酿成事端。  经过一系列大收购,中信香港拥有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其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但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杠杆比”过高(借贷资金与自有资金的比值)。放贷给中信香港的人看中的无疑是其强势的中资背景。荣智健的起家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风险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躺”在政府身上,而是积极谋求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平台——上市公司。对当年的中信香港来说,买壳成为不二选择。荣毅仁的老朋友、时任中信董事的李嘉诚在关键时刻的扶持起了决定作用。  在李嘉诚指导下,荣智健选定了泰富发展。1988年,这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毛纺大王曹光彪手中。泰富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它不仅在地产投资方面获得良好业绩,还凭借麾下的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展开“盘肠大战”。由于实力稍逊一筹,曹老板不得不自找退路。1990年1月,中信香港向泰富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完成要约收购的同年6月,荣智健把中信香港名下的12.5%国泰航空作价28亿余港元,悉数注入中信泰富。经过一系列运营,到1991年6月最终成交时,中信香港如愿成为泰富第一大股东,拥有49%股权。荣智健成为已更名为“中信泰富”的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成人之美值得钦佩,荣智健举一反三更是后生可畏。中信泰富平台甫一完成,另一个蛇吞象的惊人之举就启动了。这一次的收购对象是巨型非上市公司恒昌。创立于1946年的恒昌是港资第一大贸易行,有七家全资子公司,其中经营汽车和零售业的“大昌行”年营业额即达100亿港元。恒昌的老板何善衡年高力衰,后辈中也没有可以传承其衣钵的人选,遂传出变卖资产的“流言”。这样一块肥肉待价而沽,香港各大家族都跃跃欲试。李超人再次发威,联合郑裕彤、郭鹤年,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GreatStyle。新财团在短兵相接的遭遇战中,仅一个回合就取得决定性胜利,以69.4亿港元购得恒昌97.12%的股权。其中,中信泰富占36%,荣智健个人另外认购了6%(代价为4.2亿港元)。收购完成后,中信泰富用恒昌持有的现金派息,使后者市值大减。1992年1月,中信泰富又以通过增发从股市上圈来的25亿港元,收购李、郑、郭三富豪手里的恒昌权益,将整个恒昌纳入囊中。  两轮资本运作下来,中信泰富市值暴涨10倍、达87亿港元,从蚊子变身为大象,并于1992年成为恒生指数33支成份股之一。1993年1月,中信泰富以87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12%股权。1994年2月,中信泰富又以35.5亿港元购得香港兴业国际集团的愉景湾物业发展及有关业务的50%权益。香港各界再无人敢小看中信泰富这个开放中国的“窗口”了。  点评  有了李超人的鼎力支持,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买“壳”得到的就不是一个空壳,而是各方面资质不错的实体公司;取得上市公司平台后,装入资产、增发,并购恒昌,环环紧扣,绝无拖沓。  李嘉诚的援手固然出于对祖国的感情和与荣毅仁的私交。但商场无父子,荣智健的才华、品性,特别是让李嘉诚不“白帮忙”的巧妙安排,才是双方默契配合的关键原因。仅收购恒昌一役,李嘉诚半年就赚了2.3亿港元,资金运营的年收益率近27%。总之,李超人的帮助只是外援,荣智健才是运筹帷幄的统帅。  商海搏击  荣智健接手中信香港不过六七年,已经把昔日的小蚊子培养成了大象,他的功绩和才华让人心服。如果说当年中信香港崛起得益于“中信”背景和李嘉诚等友好人士的鼎力帮助,那么,由于宏观政策和微观结构的变化,中信泰富“成年”后基本上要凭自己的力量在商海中搏击了。  宏观方面,相关部门曾明确表示,中资公司在香港将完全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方式参与竞争。中信泰富特殊背景在商业竞争中被逐渐淡化了,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大陆,中信与李嘉诚等财团的相对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平竞争。  微观方面,中信泰富完成了中资公司第一宗准MBO(管理层收购)。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1996年,中信集团资金紧张,接替魏鸣一出任中信董事长的王军将中信香港所持3.2亿股中信泰富股份(占15.47%),以每股33港元(低于市价25%)出售给荣智健、范鸿龄等65位管理层,作价109亿港元。其中荣智健以96亿港元购入2.91亿股,成为第二大股东。这笔钱的绝大部分当然也是借的。此时,荣智健已为中信集团打工了整整十年!后来,荣智健又在股价波动之际购入部分中信泰富股票,个人持股总数超过4亿股;中信集团透过子公司香港中信持有泰富6.4亿股。“改制”后的中信泰富经营自主权提高了不少,但受到“照顾”的机会也少了许多。  “人到五十五,好比下山虎”。时年55岁、意气风发的荣智健,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发电方面:陆续参股江苏利港、河南开封及新力、内蒙呼和浩特、上海浦东和香港中电等发电企业(后三家持有权益少于50%),1998年其参股企业的总装机容量近1万兆瓦;基础设施方面:香港东区和西区的海底隧道,上海三桥二隧,重庆长江大桥,无锡自来水厂等;民航:控制国泰、港龙两家航空公司及香港空运货站;贸易方面:大昌行传统强项汽车及食品分销在香港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房地产开发方面:愉景湾、洪水桥、又一城、中信大厦等项目及大片土地储备。  但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如果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公司被“清盘”。危急关头,来自中央政策的资金“扫盘”(吃尽抛单)助泰富渡过险关。荣智健在股权方面的“野心”被搁置了起来。  挺过这一难后,中信泰富在大陆的业务进展又出现周折:在电信、电力、民航方面先后受阻或退出。  加入WTO后,中国虽然承诺对外资开放内地固话网业务。但因事关重大,中国政府不可能轻率开闸放水。中信泰富的外资身份使其试图进入固网业务的努力无功而返,不得不以保本价出让全国光纤网“奔腾一号”80%权益。这一消息的宣布曾使中信泰富股价在一日之内重挫9.44%。另外,由于国家电力改革尚在布局之中,中信泰富在这一领域也暂无大的施展空间。2006年中报披露,出售处于亏损状态的吉林电厂60%权益,而利港电厂三期、四期工程则在有序推进。  航空方面,中信泰富亦呈战略退缩态势。2006年6月,在国泰、港龙两家航空公司重组中,泰富将其在国泰的股权从25.4%降到17.5%,同时出售所持的28.5%港龙权益,总套现额逾50亿港币。  点评  适时出手购得中信泰富股权,荣智健对这一步棋早已胸有成竹。父亲离开中信、集团资金紧张和王军的上台,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成为荣智健MBO一举成功的总原因。迄今为止,高层借贷百亿收购国企股票的案例,只有荣智健一宗。此后,荣智健一边增持一边高调宣称中信泰富不是红筹股,大有进一步收购中信香港所持中信泰富股权之意。  荣智健率中信泰富左冲右突,但绝不是盲目扩张。从参股国泰、收购恒昌到布局电力和基础建设行业,他选择的投资项目都建立在对宏观大势的把握之上,且被并购企业都有相当好的造血功能和发展前景。中信泰富涉足行业及参股、控股模式层次分明,一丝不乱。2006年上半年,中信泰富营业额和净利润分别达到229亿港元和36亿港元,是名符其实的蓝筹股。而当目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或发展前景不明朗时,则果断收缩,绝不拖泥带水。荣智健近二十年来的运作尽显大家风范,经典案例之多足可以写一部教科书。但商海无常,亚洲金融危机中他最终还是倚仗中资背景才得以过关。  中信泰富猜想  1993年开始涉足的特种钢铁业务逐渐成为中信泰富的新主业。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家电、汽车等行业对特种钢的需求不断增加。特种钢冶炼的资金、技术门槛极高,行业增长空间及边际利润与普通钢不可同日而语。中信泰富以惯用的大手笔并购,迅速掌控了数家优质企业,树立了行业龙头地位。  2004年1月,中信泰富间接取得大冶特钢(8.53,0.78,10.06%)9.4%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经过一系列增资和重组,最终持有大冶特钢58.13%。2005年6月,石家庄钢厂80%股权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中信泰富又以12.82亿元得手。至此,中信泰富特钢产业规模已位居全国第一。  2006年3月,中信泰富竞得澳大利亚50亿吨磁铁矿开采权,保证了旗下特钢企业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从电信、航空战略退缩并巨额套现后,中信泰富手握资金突破百亿。  但中信泰富最大的变数是在股权层面。  2006年7月,年届65岁的王军从中信集团董事长位子上下来了,由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丹接任。两年前,从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岗位调任建行行长的常振明,回到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有意思的是常振明还重新就任了此前因工作调动而离任的中信泰富董事一职。常振明此番受中央委派,将率总资产8000亿元的中信集团海外上市,职位、责任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亲自就任中信泰富董事的姿态显示了对这个“窗口”的重视。工商、交通、中行等中资大行的海外上市可谓空前复杂,业务庞杂的中信集团整体海外上市更是难上加难。深谙海外资本市场规则的常振明,非常有可能利用中信泰富这个现成的平台,以吸收合并模式渐次装入中信集团资产,比如先将中信金融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另一方面,荣智健也快到65岁了,他的儿子荣明杰早在1993年就已加入中信泰富并历任要职。1996年购得中信泰富18%股权后,荣智健应该有过进一步增持,将泰富彻底改制为家族企业的设想。  但从历史和现状来说,中信泰富的国有属性不会轻易改变。如果双方都有进一步控制中信泰富的愿望,荣智健套现退出也许是明智之举。现在,他手里的中信泰富股票可变现百亿,趁着老当益壮一定能够率领儿孙为荣家打下万世基业。  点评  当年,荣家顺应时代,捐出万贯家产,“纺织大王”、“面粉大王”的名头和实利随之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转向多元化,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有经商天赋和传统的荣氏家族有了用武之地。  但世异则备变,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的荣智健和他的家族应该明白,将中信泰富变成家族企业,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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