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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创业政府要扶一把


  
  中央电视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近日联合推出《中国百姓创业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48%的人创业资金规模在10万元以下,19%的人在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26岁至35岁是创业者的最佳时期,在这段时期创业的人数达到47%;36岁至45岁的创业者占27%;25岁以下的创业者占18%;46岁以上的创业者占8%。

  这些年来,日益宽松的创业环境激发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然而,近一半的创业者资金规模在10万元以下,也说明,在我国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瓶颈依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这次被调查的创业者中,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占48%。而失败的原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企业失败的最多,其次才是创业项目选择和管理不善。事实上,有数据显示,现实中有超过85%的中小企业存在资金不足。解决百姓创业中的融资问题,是中小企业创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历来都有许多争论。亚当·斯密说政府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作用越小越好;可是,凯恩斯又主张“现实中的市场失灵,应由政府干预来代替”;接下来哈耶克又再一次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声称“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具体到现实,正如学者高国舫所言,政府的角色定位从来都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框定。曾经诞生过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法国,无疑是欧洲的自由主义中心。然而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产业政策中,就把政府直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法国政府曾拨款10亿法郎成立法国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SOFARIS),并以种种优惠政策,让创业者获得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法国创业投资虽然与项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起步稍晚,但却朝气蓬勃。最主要的原因正是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而具体到我国,苏南经济非常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创造出了苏南的发展奇迹;而稍后的温州模式,则极力摆脱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也创造了温州经济的繁荣。中国经济的两大亮点,却是以两种不同的创业模式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版图中。

  说到温州经济,这一创业模式其实在我国许多地方很难复制。民间融资是温州资本流动的独特方式。大多数温州老板都是向亲友募资扩展业务的,“我很容易几天内在亲友圈子里借到1000万元”,此外就是高利率的信用借贷和不规范的地下金融。这些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金融在创造温州繁荣的同时,也在埋下隐患。据笔者了解,目前温州政府正下大力气治理不规范的地下金融。这何尝不是一种政府管制。而且,随着资本的外流,如果政府继续无为,温州模式的“再创业”,也将面临着同样的融资瓶颈。

  温州人在海外的创业传奇枚不胜举,可是这些故事对于民间力量十分薄弱、不敢富、不敢改革的大多数中西部省份和地区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应该理解当时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然而,随着民间力量的觉醒和社会“经济理性”的勃发,政府“无所不为”和“无所作为”都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官办投资机构,最后因为涉及房地产、期货炒作而被清算,它的失败,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不宜过度介入创业投资领域;然而,百姓创业中的融资难题,却又不得不期待政府的有效支持。

  政府在“百姓创业”中应是“有所作为”。在创业投资初期,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以刺激创业激情,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就应该逐渐退出。只有在民间力量不足以完成自身使命时,政府才能进行适度推动。相比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们老百姓的创业却面临着多得多的融资限制。在证券、金融等领域,所有制的歧视无处不在。在政府扶持国有经济的内生偏好下,个体和民营经济就像野草般“自生自灭”着。事实上,老百姓并不期待政府能够给予多少扶持和优待,而是更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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