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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


      
  在晚清上海,张园是市民各界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赏花,张园看戏,张园评妓,张园照相,张园宴客,吃茶,纳凉,集会,展览,购物……。张园之名,日日见诸报刊;张园之事,人人喜闻乐见。张园,成了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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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服饰最流行?到张园去看;哪位妓女最走红?到张园去看;有什么时髦展览、新奇焰火、惊险运动、时事演说,到张园去看、去听、去参与!张园,最能体现上海时尚的地方,最能反映上海人气质、听到上海人声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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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本无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区域的公共活动场所,有之,自张园始。张园,这一奇特的场所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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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张园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石门一路)之西,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此处原为农田,属上海县二十七保九图,土名大浜头。自1872年至1878年,英商和记洋行经理格龙先后向农户曹增荣、徐上卿、顾上达、裘兆忠、陈掌南、顾聚源租得土地20.25亩,辟为花园住宅。格龙本以经营园囿为业,故布置颇具邱壑,有洋房一所,池沼一汪,种植荷花。四围沙路曲折,树木葱茏,旷场一片,细草平软。1879年,此地转租给英商丰泰洋行,丰泰洋行于同年及翌年先后添租华人徐炳春、顾顺坤土地两块,于1881年复将此地转给和记洋行。1882年8月16日,寓沪富商张叔和自和记洋行购得此地,计面积21.82亩,价银一万数千两,命名"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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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和(1850-1919),名鸿禄,字叔和,无锡东门含锡桥人。来沪时间不详,大概是1870年代。他与李鸿章关系甚好,才干颇受李赏识。1880年,以广东候选道的身份,到轮船招商局帮办事务。1881年春,经唐廷枢、徐润禀请,被正式委为帮办。从1882年至1885年,他是招商局四个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三人为唐廷枢、徐润与郑观应。他起先经营海运、漕米,后专管漕米事务。1885年6月,丁艰离局回沪[1]。1885年9月,因招商局亏款问题,与徐润同被革职。1887年1月20日,因经营大陆与台湾间的商务,所乘万年青号轮船被英国一船撞沉,船上有83人罹难,他因没有随众弃船逃命,而是攀上桅杆,得以幸存[2]。此后,他似乎再未参与招商局事务,不知是否因大难不死而改变了此后的人生路向。他主要致力于实业,除了经营张园,还在《新闻报》、华盛纺织厂等企业中拥有股份,1915年任振新纱厂经理,并投资6万元,帮助荣氏兄弟在上海创办申新一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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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氏味莼园的典故,源于晋代张翰故事。据《晋书.张翰传》,张翰,吴县人,才华横溢而纵任不拘,时人称为"江东步兵",被齐王辟为大司马东朝掾。他在仕途顺畅时,忽萌退意,一日托词见秋风起,思故乡菰菜、莼羹、鲈鱼脍,说是"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辞官归里。结果,恋于官位的同僚多在政争中丧生,他却因此而得以保全。此事成为历史上不恋官位、退隐山林的著名典故。张叔和与张翰同姓,同是吴人,所以,用"味莼"隐寓"张"字,也有不恋官位的含意。张园大门题"烟波小筑"四字,取唐代诗人张志和(号"烟波钓徒")浮家泛宅之意,亦嵌一"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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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和是个颇善经营的儒商。他一改江南园林小巧而不开阔、重悦目而不重卫生的特点,仿照西洋园林风格,以洋楼、草坪、鲜花、绿树、池水为筑园要素。从1882年至1894年,他在原园之西,先后向农户夏成章、李锦山、吴敦利、顾裕龙等,购得农田39.71亩,辟为园区。全园面积最大时达61.52亩,为当时上海私家园林之最[4]。他在园内建筑"海天胜处"等洋房,置亭台,设花圃,栽名树。他浚通外水,让活水潆回环绕,置亭台于水中,如同海上三山,跨之以桥数座,皆请海上名人题名,有纳履、卧柳、龙钓、知星、三影等名。他在园内设茶室、戏台,并设一题诗壁,供文人雅士舞文弄墨。到八十年代后期,张园已被认为是以西为主、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是最合于卫生之道的地方。时人这样评论:

  自来治园之道,必有山水凭藉而后可以称盛,若毫无凭藉,空中结撰,则维扬、姑苏间或有之。维扬盐商所营,姑苏豪富所筑,不惜重资,务极华丽,不留余地,但事架叠,大抵不离乎俗者近是,何也?以其全资楼台亭阁,装成七宝,或侈为楠木之堂,雕镂则极意精工,垩漆则必求金碧,又或堆叠太湖等石,充塞其中,绝无空隙。 登陟则有失足陨身之虑,游行则有触额碍眉之苦,凡此皆治园之大弊也。……考泰西治园之用意,乃为养生摄身起见,与中国游目骋怀之说似同而实不同。西人以为凡人居处一室之中,触目触鼻,一切器物,皆死气也,西人谓之炭气,无益有损,惟日日涉园,呼吸间领受生气,西人谓之养气,乃为养身之道。若山水,若草木,若花卉,皆生气也。既领生气,尤须开怀抱。夫大开怀抱,非拓地极广极大不为功。中国人但以悦目为务,不察护身之理,往往计不及此。惟此味莼一园,能深合西人治园之旨。园之东半隅,本二十余亩,园之西半隅,今又扩二十余亩,合之五十余亩。东西浚巨沼各一,东南有池一,小港则由西而南而东,环绕四达,一苇可枕,临流赋诗,坐矶垂纶,无乎不可。浮于沼者,莲叶田田,泳于池者,游鳞喋喋。杂花生树,四时不间,奇卉列屏,千色难状。[5]

  1892年,张叔和在张园新建一高大洋房。此楼由有恒洋行英国工程师景斯美、庵景生二人设计,由浙西名匠何祖安承建,1892年9月12日动工,历时一年,1893年10月初竣工。景斯美以英文Arcadia Hall名其楼,意为世外桃源,与"味莼园"意思相通,中文名取其谐音"安垲第"。园内楼台亭阁,亦各以英文命名,有高览台、佛兰台、朴处阁等名目[6]。安垲第楼分上下两层,开会可容千人,它又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登高东望,申城景色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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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张叔和将张园租赁给西人经营,租金每月银千两。西人于园中,添置了一些新的游乐设施,并时常聘请西方魔术师来园表演,花园营业更盛于前。1903年7月,《新闻报》连日刊载"张叔和花园公司"大幅广告,宣传张园新开中西头等番菜馆、脚踏车大赛场、幻术宫等,估计此公司即为西人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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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园何时被张叔和收回自己经营,时间不详,但从1909年4月8日张叔和与郑孝胥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此时张园似已由张氏自己经营。这天,郑在张园建议张叔和:"电车至爱文义路停车处,距子园只百余步,宜署立木于道曰:游张园者在此下车,门前更署曰:坐电车者向某处,则游人必多矣"。张大谢曰:"顿开茅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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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园鼎盛时期为1893年以后、1909年以前。1909年,哈同花园建成,虽不完全对外开放,但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民国以后,张园经营每况愈下,1913年10月24日,郑孝胥重游张园,已发现门前冷落,游人甚少。他遇到一位茶博士,问其在园久否,答已十七八年。二人谈起张园昔日繁盛情景,不胜物换星移之叹,"十年前,车马填咽,士女如云,今则风气尽变,淡然无竞艳逞豪之意,惟夏夜乘凉者稍多耳"[8]。此后,随着新世界、大世界次第兴起,地段、设施、经营手段均略胜一筹,张园更形衰落,1918年终于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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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85年春起,张园正式向游人开放。开放之初,似乎完全免费,但从1886年1月,开始收费,门票一角。其游例规定:

  游资一角,仆妪一例。随来童稚,概免付给。宴客听便,章程另立。花果供赏,未宜攀折。所愿游人,同深爱惜。[9]

  为什么开始免费,开放一阵子却要收费了呢?从张叔和下面的一则启事,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原因:

  本园花草,皆属中外佳种,为前主人格龙所手植。莳花匠役按时灌溉,加意栽培,终岁辛劳,不遗余力,以故每年赛花胜会,尝邀品题,间列上品,即匠役亦列邀奖赏。自今春开园纵人游览以来,赏花客无论贵贱男女,莫不流连爱玩,珍惜同深。"惟间有一种无知女妪,往往任情攀折,随意摘取。花既缘辞树而不鲜,果亦因离枝而莫顾。"匠役因此前功尽弃,得奖无门,提出辞职。主人不得以,特发此告白,为花乞命,"所愿来游之客,各戒其随同,抱惜花之心,勿动折枝之手,不戕生物,亦证慈仁,留得余馨,同臻寿考。此则私心之所切祷者耳"。味莼园主人启。[10]

  1893年安垲第建成以后,张园又恢复免费入园观赏的规定,并对各个项目订出明确收费标准。1909年《上海指南》所载张园各项收费标准是[11]:

  入门不取游资;登望楼,概不取资。泡茶每碗二角。茶座果品,每碟一角。洋酒,起码二角。点心酒菜,汤面每碗一角半,炒面每盘三角,绍酒每斤一角,鱼翅每碗八角,牌南每盆三角,狮子头每盘五角,卤鸭每盆三角。安垲第书场,每人六角。海天胜处滩簧,每人约二三角。弹子房租大木弹一盘给二角,租小象牙弹一盘给二角五分。铁线架,欲打者给一角。抛球场,租地一方,每月  十五元。外国戏有时有之,座价上等三角、中等二角、下等一角。照相,光华楼主人在园开设,其价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花圃,有玻璃花房,出售外国花,如石兰红、美人粉等,价数角至一元数角不等。又有益田花园,售日本花,如寒牡丹、樱花、青帘枫、红帘枫等,价目一元至数元不等。假座演说,包租安垲第,一日价四五十元,茶房另给十二元,夜加电灯费十二元,礼拜日酌加租价。如事关公益,亦可酌减。假座燕客,每次给煤水及伺候人等各费共十四元。厨房代办酒席,每桌自五元至十余元不等。
  二

  自1885年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公共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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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观光旅游、游乐的中心。安垲第的望楼登高,鸟瞰上海全景,是每一个来沪游客都想一偿的心愿。一个游客记述:

  味莼园有登高处,南见龙华,东望海关,每重九日,游人攀而上者极夥,而似塔非塔,在跳舞堂东北隅,如角楼然。是日,雨中与孟威、新吾、邻居偕登,见云脚四垂,烟树蒙蒙,水墨烘染之烟雨图,饶有景趣。[12]

  这里有弹子房、抛球场、脚踏车,有书场、滩簧、髦儿戏,有茶楼、饭馆,可吃、可喝、可看、可听、可玩、可锻炼。1903年张叔和花园公司成立以后,这里时常举行各种体育竞赛。比如,1903年秋举行了脚踏车大赛,华人赛程是一英里,设有贵重奖赏,参加者不限资格,只要交费五角即可,进场学习、练习者不取分文。同时,举行斗力新法竞赛,延请西国拳师毕君与菊君比赛拳术[13]。1909年12月、1910年4月,著名拳师霍元甲在此设擂,先后与赵东海、张某比赛,并拟与美国拳师奥皮音比试,后因奥失约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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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中许多游乐设施都是参与型的,除了抛球场、脚踏车等人所熟知的以外,1903年,园中添设了有一定冒险性质的游艺车。其法是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车作◣形,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人出小银元二枚即可乘车,登台以后,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似悬空坠下,十分危险,其实全无问题。据说,"西人喜之,乘者颇众。华人胆怯,多不敢尝试"。寓沪文人孙宝瑄与友人放胆"乘坐一次,始大悟此戏可以练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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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赏花看景的最好处所。张园绿化之好,草坪之佳,风景之幽,为沪上之冠。时人形容:"上海张园一带栽着许多树木,夏天在边上走,不见天日,可以算它东京帝国城"[15]。园内专门雇佣花匠,栽培了许多名花佳草,春兰秋菊,夏荷腊梅,每多名种。张叔和是有心人,他欢迎寓沪西人在园中举行花展。上海开埠以后,西人常于春秋两季举行花会,各家以所培植的盆花参赛,评定等第,给予奖励。赛花场所,多在徐家汇空旷之地。张园开放以后,张叔和便邀西人将花会设在园中。比如,1891年,西人在此举行花会。园中高挂各国彩旗,参赛之花的种类,数以百计,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参观之人,摩肩接踵。对西人来说,一是省去临时搭棚的麻烦,二是离市区近,观众多。张叔和自己也在张园举办花会。他从世界各地引进上品奇异菊花数十种,在园内辟地种植,栽培点缀,获得极大的成功。其花身之茂,高逾丈外,每株放蕊多至百余,大若巨盆,娇艳夺目。他更不惜重资,聘请日本莳花名手,扎就各种人物走兽,西式玩器,玲珑活泼,栩栩如生。据说"似此花样之奇,东篱之妙,不但中国从来未有,即合地球五大洲,将亦推为独一无双"[16]。1897年10月,他以此为基础,举办花会,仕女云集,盛况空前。游戏报主人李伯元描述自己的观感:

  礼拜日天气清和,爰乘马车而往。抵园后,倩园中友人为之先导,得以纵观。其中品类不一,最奇者有黄色一种,瓣后有芒刺。更一白色一种,瓣阔约二指许,洵为不可多见之品。其余粉白金黄,姹红嫣紫,皆有名目可纪。每棵开花自四五十朵至七八十朵不等,花大于碗,根肥壮,约有酒杯口粗,其最高者与人相等,各用篾竹扎就方圆三角以及脚踏车、外国桌椅一切器具式样,使花朵朵向上。又有一棵扎作两人相对形,另加头颅手足。更有一人手执摺扇,尤堪发噱。间有一棵开有黄白红紫四色,细阅枝干,颇似预为接就,又无相接痕,是诚竭秋圃之奇观矣。园中更杂以雁来红、芙蓉等卉,斗丽呈妍,与春花无异。当时欣赏者久之,徘徊不忍去。[17]

  上海以洋气闻名全国,张园是展示洋气的地方。许多没有推广的洋东西,均先在张园出现。以电灯为例,1886年10月6日,张园试燃电灯。当时上海引进电灯时间不长,用户不多,丰泰洋行新出电灯妙法,可以用于室中。为招揽用户,遂以游人最盛的张园为试燃场所。是晚,张园内电灯数十盏,遍布于林木间及轩下室内,高高下下,错落有致,园中各处,纤毫毕露,游园人咸以为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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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照相为例。照相技术自1839年在欧洲发明以后,1843年开始在来华西人中使用。1850年代上海开始有照相营业,187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苏三兴、公泰、宜昌和恒兴等几家照相馆,但直到二十世纪初,照相仍是很时髦的事。张园开放以后,张叔和把这一业务引进了张园,让光华楼主人在园中专门开设照相馆。"每当春秋佳日,青楼中人喜至张园摄影,取其风景优胜,足以贻寄情人,视为普通赠品"。有人以《新四季想思》咏此事,其一曰:

  春季里相思艳阳天,我的郎呀作客在天边。拍一个照儿寄郎看,手执兰花朵朵鲜。郎呀请看奴的雪白脸,可比去年圆。[18]

  照相是新奇事,不光妓女,其他游人也爱拍,尽管很贵,拍的人还是不少。郑孝胥在1898年4月2日便在此拍照。张元济、夏曾佑、伍光建亦曾在此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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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气球载人表演。1890年10月,西人范达山与华利在张园演放气球,华利随气球升空,并作表演。园内高挂中美国旗,观者不下数千人,企踵延颈,叹为观止。这里是演放焰火的地方。1885年以后,演放焰火是张园一大项目,几乎无年无之,有时一年不止一次。著名的潮洲焰火、东莞焰火、高易焰火、安徽焰火,以及东洋焰火,都在这里演放。比如,1886年8月14、15日,高易筹赈公所在张园演放焰火,筹款助赈,门票3角。1894年4月29日,放东洋焰火,门票2角。1896年9月,放潮洲焰火,有汾阳执笛、大蟹横行、满天珠露、火树银花、四夷电转、鲤鱼逐浪、花鹿奔驰、招财进宝、珠灯献瑞、宝塔玲珑等名目。1897年10月,放东莞焰火,"焰火灵变奇巧,色色翻新,五色迷离,观者无不目迷心醉"[19]。每放焰火,张园必人山人海。报载,1886年5月1日张园放焰火的盛况:

  才出大马路而西,即见灯火之光,接连数里不断,望之整齐璀灿,若军行之有纪律,长蛇卷地,阵法宛然,而且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辚辚辘辘之声,不绝于耳,东洋车之行,亦复踊跃直前,与马车直可齐驱并驾,斯已极一时之大观矣。俄而遥见空中如金蛇飞舞,车马塞途,不可复进,乃命停骖,而下步至门前,则人山人海,拥挤殊甚,阍者照票揖之入。园中花木阴翳,皆悬灯于其上。循径渐入,衣香鬓影,乌帽青衫,裙屐纷纷,履舄交错……。至新园,中西客俱攒簇立于暗陬,千头尽仰,众目争观,嗤嗤之声,荧荧之影,几于目迷五色,不可方物。[20]

  这里是展览、购物的地方。除了有花展,还有画展、图片展。1909年11月,中国金石书画会同人在此举行书画赛会,郑孝胥、李平书、狄楚青、王一亭等34人参加。园中曾展出《普法战图》,为粤人梁某所创,各图俱自日本带来,在园中展览年余。1897年2月5日,孙宝瑄到园中观看此图,认为"绘较奇,园尤精"[21]。这套图片在当时很出名,后来以洋3500元卖给宁波人叶安星,叶将其迁往苏州青杨路新辟马路中展出[22]。1909年,中国品物陈列所(俗称赛珍会)从四马路迁入张园,张园又成为物品展销的地方。各式工业品、手工业品琳琅满目,其中,电气屋最受人称道,举凡电灯、电灶、电扇、电铃、电气叫子等应有尽有。有些最时髦的舶来品,只有张园有售,别无分店。家在上海、人在外地的严复,常写信叫家人到张园买这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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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祝寿、结婚、纪念会、追悼会、宴客的场所。1886年10月6日,著名文人袁祖志六十岁生日,张叔和等在此为袁祝寿,有西客6人,华客14人,菜则中西合璧,有寿面寿桃,亦有西人弹琴助兴[23]。1890年4月27日,申报主笔何桂笙五十岁生日,张叔和、王韬、王雁臣、袁翔甫、唐泉伯、经元善、席子眉、蔡钧、蔡尔康等22人,在此为何祝寿[24]。1897年11月7日,盛宣怀父亲盛康84岁生日,绅商各界为其祝寿,车水马龙,宾客盈门,极一时之盛。1898年5月25日,日本友人松平、清浦、稻垣等过沪,盛宣怀、郑孝胥、姚赋秋、洪荫之、郑观应等沪上名流出面宴请,参加者二十余人。1909年5月2日,福建人林昶与浙江人徐小淑结婚,在此举行婚礼,郑孝胥为证婚人,宾客有数百人。1905年3月8日,震旦学院140名学生因退学在此开纪念会,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创刊12周年,也在此开纪念会。1910年8月,《新闻报》主笔、上海城自治公所名誉董事姚伯欣去世,吴趼人、沈缦云等假此地举行追悼会。张园内设有中西餐馆,备有各色酒菜,可以随到随吃,也可以电话预约,所以一般性的宴客,几乎无日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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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上海妓女争奇斗胜、大出风头的地方。每至斜日将西,游人麇至,青楼中人,均呼姨挈妹而来。在九十年代日必一至的为名妓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四人。李伯元称她们为四大金刚,其得名缘由,就是因为"四人既至之后,每于进门之圆桌上瀹茗,各人分占一席,若佛氏之有四金刚守镇山门,观瞻特壮也"[25]。妓女活动的黄金地,白天是味莼园,晚上是四马路。时人写道:

  上海闲民所麇聚之地有二,昼聚之地曰味莼园,夜聚之地曰四马路。是故味莼园之茶,四马路之酒,遥遥相对。[26]

  1897年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星期日,"花国提调"李伯元主办的、以介绍、评论妓女为重要内容的《游戏报》都多印四五百份,到张园赠送,有时还夹送妓女小照。这更添助了游人的兴趣。其时上海时装流行的特点是男人看女人,女人看妓女。妓女扮演着时装模特儿的角色。时人看妓女,既是看人,也是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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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园游人,春、夏、秋季较冬季为多,端午、七巧、中秋、重阳等节日较寻常为多,星期日较工作日为多,下午较上午为多,各种集会演说,几乎都在下午。查郑孝胥、孙宝瑄等人游园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点。特别是春节期间,游园之人必较平时陡增数倍。报载,1899年春节,初三放晴,"凡青楼丽质,绣闼娇娃,宝马香车,纷然麇集,安垲第中,脂香粉腻,锦簇花团,过其地者,恍似唐明皇之游广寒仙阙,而侨寓沪滨之诸巨公,竟亦不约而同,联镳惠顾"。[27]

  综上所述,张园其实是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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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作为晚清上海公共活动空间,张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作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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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122人在安垲第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上海道台蔡钧夫人等均到会。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也是张园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1900年以后,集会、演说成为张园一大特色。1901年3月15日,汪康年等二百余人,反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卖国条约,以保危局,汪允中发表《告中国文》,汪康年、温宗尧、蒋智由、薛仙舟等发表演说。这是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3月24日,吴趼人等近千人集会拒俄,孙宝瑄、吴趼人、何春台、蒋智由、温宗尧、陈澜生、方守六、李惟奎、孙季刚、黄宗仰、周雪樵、魏少塘、汪康年、薛锦琴、钱维骐等十余人演说,有数十名外国人旁听,一位朝鲜人宗晚洙发表了书面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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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张园演说成为上海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不用说,张园准有集会。比如:

  1902年8月13日,吴稚晖等人因留学生风潮,从日本回国,中国教育会百余人在张园开欢迎大会,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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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4月25日,上海各界三四百人,集会拒俄反清,宣传革命,蔡元培、邹容等演说。4月27日,寓沪绅商千余人集会反对沙俄强占东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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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3月8日,震旦公学学生140余人,因反对学校当局而退学集会,齐集张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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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9月16日,为庆祝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申报》、《同文沪报》、《中外日报》、《时报》、《南方报》等多家报社联合发起,主张立宪的郑孝胥、马相伯发表演说。上海道台等人均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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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3月31日,地方自治研究会千余人,举行周年纪念会,雷奋等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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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月11月9日,江苏铁路协会二千余人,争江浙路权,马相伯等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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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月3月11日,沈缦云等近千人,中国保界分会第一次会议,演说保矿、保路。同年6月11日,中国国民总会召开大会,五千人到会,沈缦云、马相伯被推为正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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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月12月2日,李平书、黄兴等千余人,沪军都督府筹饷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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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根据《申报》、《中外日报》、《时报》及《近代上海大事记》等资料统计,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张园举行的较大的集会有39起。从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这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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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迎各界参加。1901年的两次拒俄集会,事先都有公告。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集会演说拒俄问题,事先发布的启事是:

  启者:俄人蟠踞东三省,久假不归之意愈益彰著。如我国人不行力争,必立致瓜分之祸,必当公议挽救之法。故本埠同志定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午后三下钟至六下钟在味莼园  安垲第集议,凡具有爱国思想者务祈届时贲临,不胜焦盼!同人公具再,辛丑春间两次至张园集议之人,仍请同临为荷![28]

  有些集会,动辄上千人,有不少人并不是专门前去参加的,而是正好身在园中,顺便听听。1903年4月25日,郑孝胥与汤寿潜同在张园闲游,碰到吴稚晖等人在演说,便去听听,印象是"颇动听"[29]。郑、汤的主张显然与吴稚晖、蔡元培不一样,但他到会了。1901年3月24日的拒俄集会,孙宝瑄第一个演说,据他自己所说,这并非事先安排,而是临时推定的。报纸称他是这次集会主席,他便专门要报社刊文更正,说明事实并非如此[30]。许多人演说都是即席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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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演说者时常互相争执甚至吵骂,正是演说开放性的一种表现。张园是游人如织的地方,所以在此举行的集会,常能一呼百应,耸动视听。马叙伦回忆,张园演说他总去参加的,演说的情景是:

  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31]

  四

  晚清上海有花园多家,比较出名的除了张园,还有古老的豫园,新辟的徐园、愚园和南市西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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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园,亦称双清别墅,1883年寓沪浙江丝商徐鸿逵所建,园址初在闸北唐家弄(今福建北路),占地3亩,1909年,徐鸿逵子徐仁杰、徐文杰以周围过于嚣闹,迁筑于康瑙脱路(今康定路)5号,面积扩至5亩,布景一依旧式,有草堂春宴、曲榭观鱼、桐阴对奕、萧斋读画、平台眺远、长廊觅句、盘谷鸣琴等十二景[32]。游资一角,茶资每碗二角。此园以优雅古朴闻名,占地不多而结构颇称可观。园中筑一大厅,名鸿印轩,有戏台者,专为演说与演戏而设。台前有联云:"莫道戏为嬉,却是现身说法;请观歌以可,无非借口宣言。[33]"园主人爱好书画曲艺,结诗社、曲社,艺术界人士常在此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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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园,在静安寺路西首赫德路(今常德路)8号。此处在光绪初年建过一个小花园,园中有一小洋楼,因取静安寺涌泉之水煮茶揽客,故名品泉楼。1890年寓沪宁波商人张某购下产权,易名愚园,以后二十年多中五易其主,镇海叶氏、阳湖刘氏先后经营过。大门前草地一方作月弓形,园内分东西两所,东为台榭,西为花圃。台榭之间,以敦雅堂一带为最佳,有水池,亭台,池水清涟,树荫繁密。池畔有倚翠轩、花神阁、鸳鸯厅等风景点。花神阁在假山上,有辜鸿铭英文诗及德文诗石刻。敦雅堂前有高大洋房,能容五六百人,可供演说、集会。楼阁参差、山石嶙峋之间,杂以松竹高槐,绿荫夹道。西圃筑玻璃房,辟草畦,豢养鸟兽,有田家风味。此园对外开放,游资每人一角,茶资每碗二角,在民国五六年时改作他用。在清末的十来年中,愚园是举行集会演说仅次于张园的地方,也是唯一可以与张园相提并论的花园。比如:

  海上繁华,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无一非梦中境。是故灯红酒绿,一梦幻也;车水马龙,一梦游也;张园愚园,戏馆书馆,一引人入梦之地也。[34]

  南市西园,在西门外斜桥东首滨南,占地数亩,由张逸槎等发起修建,1908年建成开放,门票一角二分。园外架以板桥,桥上有门,门内有廊,沿廊架棚,中央有四面厅一座,厅前有小假山,亭台楼阁一应俱全,也有剧场等设施。张逸槎等为上海地方自治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建造了内地电灯公司分厂以后,见尚有余地,又感于南市没有公共游览场所,才集资造了此园。上海光复后,改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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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隍庙豫园在晚清时分为东园与西园,时人习称东园、西园,也是向公众开放的花园。因其地处城内,所以,只举行过抵制美货、禁烟等清政府允许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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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顾园、颐园、怡园等小花园,也零星地有过一些集会演说,规模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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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其他花园,张园的特点有五:一是大,占地七十余亩,为众园之最,余园多地广数亩,愚园可能大些(具体面积不详),但不会有张园那么大是肯定的。二是洋,徐园、豫园均为传统江南园林风格,张园基本是西洋风格。诚如晚清人评论,"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35]。三是开放较早。张园自1885年正式对外开放,徐园先前仅对少数文人开放,到1909年迁入新址以后才正式开放。至于南市西园,建成已是1908年了。四是位置适中。愚园太远;徐园先是太闹,后是太偏。但他们与张园同处于租界,所以演说会之类也还有些。豫园的东西二园,南市西园,因处于华界,在清政府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政治性的集会演说较难开展。张园东面离跑马厅不远,北面紧贴静安寺路,南面是富裕绅商的住宅区,西面是当时全上海绿化环境最好的静安寺地段。在张园开放以前,静安寺一带已是上海绅商郊游的胜地。郑孝胥描述他在1882年初游静安寺的情况是"夕阳横野,游人如织,粉黛罗绮,香闻里许"[36]。五是免费。张园自安垲第建成以后,便免费开放,游人可随意入园与登高,其他花园都要收取门票,愚园一角,西园一角二分。是否收费,看上去似乎仅是一角钱的小事,其实不然,它实质上涉及到能否随便、自由入园的大问题。收费,不但截住了那些无钱或舍不得购票的游客,而且挡住了那些无意识、无目的来园自由走动、赏玩的游客,而这些人,正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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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会演说与社团议事,有同有不同。同是开会,这是相同点。社团议事是通过讨论的方式,求得团体内部的意见一致,集会演说则是由精英分子将自己的主张、意见向民众灌输,议事是少数服从多数,演说是少数说服多数。这是不同点。有无足够多的听众,是演说能否取得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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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以上几点,张园在晚清上海享有很高的声誉。时人评论:

  近年以来,沪北所筑园林数处,可资消谴,其中则以张氏味莼园为最胜。何也?他处皆有湫隘之嫌,惟此间地将百亩,水势回还,加以一片平芜,四围绿树,两方巨沼,几簇楼台,罗罗清疏,恢恢阔大,其景淑且和,其气疏以达。有时柳梢月上,群瞻碧落清光,有时水面风来,共醉红渠香气。坐花阴而偶语,只听喁喁;倚石畔而怡情,何妨默默。荷兰水好,未须雪藕而调冰;吕宋烟香,且佐评茶而品茗。云如罗薄,历历星光;露比珠圆,微微凉意。以视他处之张灯万盏,满室辉煌,烧烛千枝,一庭炫耀者,真觉静躁之不同,而清浊之迥异也。……味莼园以几及百亩之地,广栽竹木,大开池沼,远在郊埛之外,断绝尘嚣之声,宜乎人人不惮车马之劳,夜夜来为不速之客。[37]

  本邑租界各花园,地址以张园为最大……,园内有弹子房、点膳铺、抛球场、茶座、照相馆等。其最高大之洋房曰安垲地,中央平坦,四周有楼,上下可容千人,故凡开会演说,恒有赁此者。楼之东北隅,复筑有望楼一,拾级而登,可纵览全沪风景。安垲地之西南,曰海天胜处,即现在之中国品物陈列所,幽雅宜人。东北隅有西式旅馆,南首有曲池一,板小桥三,池内荷花,红白掩映。池心有小屿,杂栽松竹。桥西垂杨,与四围杂树,摇曳生姿,颇饶画景。以是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咸以此为游览地,盖沪上园林中巨擘也。[38]

  人们从几个花园的比较中,说明张园的地位:"西园,学生之天乐窝也;徐园,名士之天乐窝也;愚园、张园,豪客、妓女之天乐窝也。忽而结婚,忽而悼死,忽而欢迎,忽而饯别,可怜上海适用地,仅此而已"[39]。还有人认为,张园不仅是上海最爱去的花园,而且是所有来沪中国人最爱游的地方:

  味莼园有大楼,厅名安垲第,规制宏敞,有人云仿佛美总统宫殿。每礼拜日,士女云集。几座茶皿,皆极精雅。凡天下四方人过上海者,莫不游宴其间。故其地非但为上海阖邑人之聚点,实为我国全国人之聚点也。[40]

  可能由于张园的名气太大了,后人在回忆晚清一些集会活动时,常会将发生在其他花园的事说成是张园。最典型的关于中国国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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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7月26日,严复、容闳、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为名,约集上海维新人士80余人,召开"中国国会",到会人除唐才常外,还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彦复、叶瀚、狄楚青、张通典、沈荩、龙泽厚、马相伯、毕永年、林圭、唐才质等,可谓名流荟萃。会议通过了不承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等主题,以无记名方式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7月29日,又开过一次会,确定了国会的书记、干事等人选。会议以后,唐才常等便分赴汉口等地发动震动全国的自立军起义,所用名称便是"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国国会"的举行,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上的一件大事,是发生在上海的第一次具有反对清朝政府性质的民间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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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的地点在哪里?冯自由的记载是张园,他在《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中,有一节《张园之国会》,专记此事。张篁溪的《自立会始末记》记载的是张园。唐才质的《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记载的也是张园。但是,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记的是愚园。哪一个确切呢?我以为是孙的记载。冯、张均非当时人,所述亦非当时所录。唐虽为当事人之一,但所述为多年以后的回忆。孙不但是当时人,且日记为当时所记,具体的实:

  七月一日(7月26日) 是日上海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41]

  对于7月29日的会议,孙也有详细记载,他是被推选的十名干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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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清会议地点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愚园开的会议而被许多人说成是张园?我以为,这是因为日后在张园开的会议太多、张园名气太大的缘故,张园已经成了集会的象征符号,当事人会发生记忆错位,局外人则会想其当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张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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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私家花园古已有之,但像张园这样私园公用的情况却没有先例。张叔和怎么会想到自己辟一个花园然后对外开放的呢?我以为,这与上海租界的公园管理制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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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西方的公园出现于近代初期,开始是由皇家贵族的私家园林向公众开放而形成的,如伦敦的海德公园。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经过设计、专门供公众游览的近代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西人来沪以后,很容易想到辟设公园的问题。1868年,上海租界最早的公园外滩公园建成,但游园对象有严格限制。其《游览须知》有七条,第一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六条是"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其后,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次第辟设,但也都不许华人入内。不光如此,其他一切西人公共活动场所,如跑马厅,各国总会,华人均不得随便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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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交纳的税款占租界税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税款建造的公园却不让华人入内,这不管怎么说,对华人的民族感情都有极大的伤害。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上海士绅颜永京等对于租界当局歧视华人的行径不断提出抗议。《申报》也曾发表文章多篇,说是"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胡为乎只许洋人驻足,不许华人问津,何也?"批评租界以公之名,行私之实[42]。迫于舆论的压力,租界在苏州河南岸、四川路桥之东,开了一个华人公园,一名新公园。但此园很小,仅占地6.2亩,设施又差,仅有茅亭可供休息。张园建成以后,一开始就完全免费开放,可能有"你不让我游、我就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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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社集会,在中国古已有之,东林党、复社、几社是其著者,至于文人画社、诗社,更多,但这些都不能与张园的集会演说相比。其主要区别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间的事,后者是社会大众的事;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学术(当然也与政治有关),后者关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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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张园集中体现出来的遇事动辄集会演说,动辄通电,上海人的这种表达政见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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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晚清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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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重心从六十年代开始北移租界。上海社会实际存在两个社区,西人社区与华人社区。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间,总会,旅馆,戏院,跑马厅。连每年看花展也是分开的,通常前两天是西人参观,然后才是华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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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会馆、公所、茶馆、戏院、妓院,但那多是区域性、行业性、小范围的。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在张园出现以前,还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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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1874年、1898年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是由宁波同乡组织出面与租界交涉的。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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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问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便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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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最早意识到这一特点的是维新派。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利用这一特点而得以活命。康有为在遭到通缉以后逃到上海,受到租界当局庇护,随后避地香港。黄遵宪在政变时正在上海,被朝廷谕令捉拿,上海道派兵围住他的寓所,但租界当局不许捉人,加以保护。后经过外交斡旋,他平安回乡。康、黄之案以后,清政府的反对力量更清楚地看到上海政治环境的这一特点,并有效地加以利用。1900年中国国会的召开,《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公然攻击清政府的书籍的出版,都是租界缝隙效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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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4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需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43]。这无异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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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确实如此。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经常在演说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清政府,两江总督命上海地方政府查办。上海地方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协助。工部局巡捕房将吴稚晖等人传去,问:"你们藏兵器否?"答:"断断没有"。巡捕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类似这样的传讯,据吴稚晖说发生过六次,他自己被传过四次,张园演说的活跃人物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都被传过。1903年,龙泽厚因事牵连被捕,清政府以有人举报他参加过自立军起义活动,而欲治其死罪。租界当局以仅凭一人举报、证据不足,将其无罪开释。同年发生的"苏报案"中,清政府本拟捉拿苏报馆主陈范,不料陈范闻讯逃走,清政府将陈范之子捉住,拟让其代父受罚。租界当局不同意父罪株连儿子,最后处以取保开释。对于章太炎、邹容,清政府本拟处以极刑,但经革命派援引言论自由等条款进行辩护,最后使章、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二年徒刑,这在当时并不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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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言论自由,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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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便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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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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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处,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县城、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53年到185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小刀会起义,其成员主要是在沪的广东人与福建人。上海居民一般将此视为广东人、福建人的事。起义失败后,官府也主要追究在上海的福建人、广东人的责任。事后,清政府采取的十条惩办措施中,有三条是专门针对福建、广东人的,即:慎选闽、广会馆董事;递籍安插闽、广游民;闽、广商民会馆一律迁出城外。1870年代,上海爆发了四明公所事件,在沪宁波人与法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居民一般也而只认为是宁波人的事。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是"广帮"、"宁帮"之类,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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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但外界报道或谈论时,往往径称"上海绅商"。190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四明公所事件等相比,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这些绅商在对外联系中也有意无意地突显"上海"二字,并俨然以上海发言人自居。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中国教育会在给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致词中,便一再表示上海会如何如何,有"东京虽散,上海不散"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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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44]

  主办《警钟日报》的人,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说的"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再过几年,到辛亥前后,在报刊书籍中,"上海人"不但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且与北京人、汉口人、南京人并提。由此可见,"上海人"概念的形成,当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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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发起地方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9年,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9座,制订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通过这一运动,上海的华人社会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地方自治领导机构为议会与参事会,议会由33人组成,由领袖总董与办事总董5人领导,领袖总董李平书是上海本地人,办事总董4人,莫锡纶、郁怀智是上海人,而朱葆三是浙江人,曾铸是广东人。至于参事会中外来移民更多。董事都是经上海绅商选举产生的。这个运动本身便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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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从1903年的苏报案,到光复会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活动,到1911年上海起义,上海反清革命的主体,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义成功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江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只有民政部长李平书、军务部长钮永建是上海本地人。辛亥时期各地反清起义普遍规律是当地人谋当地事,各地军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在上海主政,这是他们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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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无一不与张园之类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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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对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综合《申报》、《游戏报》、《新闻报》、《中外日报》、《郑孝胥日记》、《忘山庐日记》、《严复日记》等有关报到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属于报人、文化人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袁祖志、汪康年、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狄楚青、叶瀚、蒋智由、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张謇、赵凤昌、岑春煊、盛宣怀、郑观应、徐润、经元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李拔可、郑稚辛。各地来沪的学者、学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孙宝瑄、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蒋智由、陈介石、汪允宗。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出版机构,如《申报》、《新闻报》、《选报》、《苏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主持着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领导着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的组织。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社会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形的公共空间(张园)与无形的公共组织(会馆公所)、公共领域(报刊)奇妙地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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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能不再次说到张叔和。这位无锡人很会交际。他与官场、商场、士林都很熟悉。他常请盛宣怀、郑孝胥等年资较高、有官府背景的人游园、吃饭,也请王韬、袁祖志、黄式权这样比较纯粹的报馆文人游园、吃饭。洋行西人,著名妓女,公子哥儿,他都请。他出于商,熟于文,近于官,"席上客常满,壶中酒不空",与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关系。绅商各界也乐得有事没事地来园中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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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张园的吸引力,有两份资料,可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点帮助,这就是《忘山庐日记》与《郑孝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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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孙宝瑄(1874-1924),浙江钱塘人,出身官宦人家,父亲是户部左侍郎,哥哥是清朝驻法、德公使和顺天府尹,他自己以荫生得分部主事。孙何时来沪,时间不详,1897年已在上海,筑室名"忘山庐",所居之地离张园七八里。从其残缺不齐的现存日记看,1897年、1898年、1901年、1902年四年中,他有约三年住在上海。在沪期间,他先后游览张园69次(详见附表),平均每年23次,每月2次。69次中,个人闲游、散步的共38次,与友人同游25次,应邀游览4次,其他(宴客等)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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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孝胥(1860-1938)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位福建闽县人,1882年中举,以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并到日本当外交官,甲午战争后回国,以后在京、汉等地做官。他在1897年秋将家迁至上海,以后虽然断断续续到广西、东北做官,但上海的家未动。他在上海的住址,先后有虹口、白克路、南阳路、徐家汇。1901年在汉口,1903年6月至1906年基本不在上海。郑从1882年至1916年,在日记中明确记载游张园的,有108次(详见附表)。郑在上海是时住时离,其中,1906、1907、1909年住沪时间较久,游张园次数也就更多些,1906年17次,1907年19次,1909年20次。依此分析,他在沪时游张园的频率是每月1.5次。108次中,属于个人独游、散步、纳凉的有31次,与友人同游的56次,与家人(包括兄弟)同游的4次,应邀游览的8次,参加婚礼、祝寿、宴客的9次。  个人闲游、与友人同游以及与家人同游,都可以视为主动游览,应邀游览为被动游览,"其他"栏中包括参加婚礼、祝寿之类,也可以视为被动游览。从郑、孙二人的情况看,主动游览各占游览总数84%与91%,合计占游览总次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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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游览与被动游览的区分有重要的意义。被动游览,去宴客、看戏,可以视为与去饭店、戏院同类,看不出游者对张园的态度。主动游览则不然,那是游者的自觉选择,表明张园对游者有特别的价值。主动游览占这么高的比例,说明张园在这些人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去张园干什么?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散步,休息,赏花,纳凉,吃茶,喝酒,听戏,看热闹,这些都是都市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交流信息。这点,通过郑、孙的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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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孙如果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回沪以后会很快去游张园。比如,孙1897年10月4日自京抵沪,6日便驰车游张园;1902年10月6日自京抵沪,10月10日游张园。1906年1月6日,郑上午自外地回上海,下午便去游张园;1908年1月31日回沪,2月5日便游张园。张园,是他们了解上海社会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新闻,小道消息,朋友行踪,在这
  里都能了解得到。在郑、孙的日记中,我们常能看到他们在张园不期而遇一批又一批的朋友、熟人。下面是郑在张园遇到朋友和熟人的情况:

  1903,5,8, 遇到辜鸿铭、张元济、赵竹君、徐芷生、李兰洲、陈介庵、金殿丞、濮紫泉、汪康年、俞戟门;
  1906,1,13,遇到江伯奋、林仲驹、刘龙生、狄楚青;
  1906,1,27,遇到高梦旦、郑稚辛、遇到赵竹君、刘葆良等;
  1906,3,4,遇到高梦旦、伯奋、陈叔仁、狄楚青、吴雁初、寄禅和尚;
  1907,6,23,遇到沈东绿、赵竹君、伍光建等;
  1907,8,23,遇到高梦旦兄弟、刘子楷、江伯训、陶心存;
  1909,11,28,遇到张叔和、岑春煊、盛宣怀;
  1909,10,17,遇到李平书、高梦旦、王子仁、贞贤、孟庸生;
  1909,11,28,遇到张叔和、盛宣怀、岑春宣、赵竹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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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郑在日记中并不注明遇到什么人,只是说"逢相识甚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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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遇到别人,也是别人遇到他。那么多人有事没事地总爱往张园跑,正说明张园作为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特别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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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明初张园集会一览表》、《郑孝胥、孙宝瑄游览张园综合统计》等五个附录略)


  [1] 聂宝璋编: 《中国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840页。
  [2] 《历劫记》,《申报》,1887年2月27日。
  [3] 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词典》,张叔和条,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关于张园土地关系变动、沿革资料,见。1894年以前,张叔和已将此地中的11.39亩转卖给华商潘源昌。1894年,张叔
  和将此地的48.93亩永租权转让给英商密伦敦(O.Middleton),但张园的经营权仍属张叔和。
  [5] 《味莼园续记》,《申报》,1889年7月16日。
  [6] 《张氏味莼园后记》,《新闻报》,1893年10月2日。
  [7] 《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4页。
  [8] 《郑孝胥日记》,第1488页。
  [9] 《味莼园游例》,《申报》,1886.1.9。
  [10]《为花请命》,《申报》,1885年9月27日。 
  [11] 《上海指南》,卷八,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1页。
  [1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3页。
  [13] 《张叔和花园公司》,《新闻报》1903年7月10日。查此报,1903年6月尚无"张叔和花园有限公司"之名,估计此公司
  即成立于这年7月。
  [14] 《忘山庐日记》,第740页。
  [15] 欧阳钜源:《负曝闲谈》,第七回。
  [16] 《游戏报》1897年10月30日。
  [17] 《奇卉呈芳》,《游戏报》1897年11月9日。
  [18] 《妓女在张园拍照之高兴》,《图画日报》第148号。
  [19] 《游戏报》,1897年10月5日。
  [20] 《味莼园观烟火记》,《申报》,1886年5月3日。
  [21]《忘山庐日记》,第68页。 
  [22] 《苏州租界请观普法战图》,《游戏报》1897年11月12日。
  [23] 《重九试灯记》,《申报》,1886年10月8日。
  [24] 《申报》,1890年5月4日。
  [25] 海上漱石生:《退醒庐笔记》,天香阁韵事,第32页。
  [26] 《忘山庐日记》,第381页。
  [27] 《游戏报》,1899年2月19日。
  [28] 《苏报》,1903年4月27日。
  [29] 《郑孝胥日记》,1903年4月25日。
  [30] 《忘山庐日记》,第317、325页。
  [31]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页。
  [32]《上海县续志》,卷二七,宅第园林。    
  [33] 《上海游览指南》,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编辑所编,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 1919年,第23页;《图画日报》第四八号第二页。
  [34] 孙家振:《海上繁华梦》,自序,第1页。
  [35] 《申报》,1888年11月7日。
  [36] 《郑孝胥日记》,1882年4月14日。
  [37] 《论避暑纳凉之盛》,《新闻报》1893年8月1日。 
  [38] 《图画日报》,第十号第2页。
  [39] 骚心:《上海之百面观》,《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
  [40] 《忘山庐日记》,第589页。
  [41]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0页。
  [42] 《论公家花园》,《申报》,1888年9月21日。
  [43]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66页。
  [44] 《新上海》,《警钟日报》,1904年6月26日。
  [45] 《郑孝胥日记》,190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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