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岁久先生本姓袁，名椿年，祖籍浙江慈溪祝家渡(今属余姚市)。他的伯高祖即为清代著名诗人袁牧，袁家随之定居南京小仓山之“随园”。太平天国时期，范岁久的祖父袁晋培为避战乱，回归故里，并娶慈溪范市镇清白堂范氏小姐为妻。因这位小姐娘家无后，她将次子袁钟瑞过继给清白堂范氏，改名为范袁萃，意即范、袁两家之精萃。范袁萃于1912年生下长子袁椿年，于是他自己恢复本名，而将长子过继给范家，因为“椿年”有长寿之意，乃改其名为“范岁久”。
　　不远万里
　　袁钟瑞早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也就以律师为职业，但他信仰的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先后集资创办过武林铁工厂、萃盛蚕种场、永华汽车公司等实业，可惜均无起色。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1933年，范岁久遵奉父命，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直接去日本上大学。但自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岁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只读了一年就不愿继续学业了。父亲倒也通情达理，又为儿子谋得了赴丹麦留学的机会。1935年3月，范岁久只身一人，乘火车横穿亚欧大陆，前往遥远的北欧。临行前，他专程去慈溪和南京，向范、袁两家的先祖墓地祭拜告辞。
　　丹麦是个美丽、富饶、文明的古国，也是北欧最小的国家，由日德兰半岛的大部分和406个岛屿组成，总面积4.31万平方公里，但其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位于波罗的海到北海和大西洋的出口处，是中南欧与北欧之间的桥梁，又是欧洲与大西洋对岸往来的交通枢纽，人称“十字路口”。然而，在这“十字路口”停留下来的华人却很少，范岁久抵达时，仅只20多名华侨华人，而且大都是文化素质很低的劳工。他首先进人丹麦国际人民学院补习丹麦语和英语，然后准备报考丹麦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今已改称皇家兽医农业大学)。因为丹麦很早就是一个农畜业高产国家，给欧洲和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食品，号称“欧洲的食品库”。所以丹麦的兽医与农业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
　　当时的丹麦政府有规定，凡是学农的学生，必须先干两年农活。这对举目无亲、人生地疏的范岁久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但他想到，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却食不果腹，总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记得小时候在湖州遭遇水灾，母亲把他放在一只大木盆里随波漂流，惊恐中亲眼目睹了农村颗粒无收的悲惨情景。童年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因此，他决心学习丹麦的农业技术，将来回去报效祖国。他独自找到一家农户，无偿地为主人干活，“洋插队”期间，从播种到收获，各种农活无所不干，一学就会。最后他如愿以偿，考入丹麦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　
　　1940年，范岁久大学毕业了。他本拟回国，可是二次大战已在一年前爆发，交通断绝，关山阻隔，欲去无从，只得留在丹麦，并与本地的一位姑娘结婚成家，当然，他决不会为德国法西斯效劳，便通过半工半读继续深造，攻读农业各科系，从事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加工的研究。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他也于是年获得了硕土学位，并开始在兽医农业大学执教，讲授遗传学。
　　无意插柳
　　1949年，范岁久辞去教职，转而接受梅迪奇纳克(Me4dicinalco)药厂之聘，担任微生物科主任。本来，他的生活也许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直到告老退休。谁知6年之后，这家药厂的产权易主，原来的工作人员不受重视，他决定辞职，开始试制中国美食“春卷”出售。
　　丹麦的农牧产品非常丰富，是世界猪肉第一出口国，而奶酪和黄油的出口量也分居世界第三和第四位。范岁久初抵丹麦时，就产生了“把中国最美味的食品和丹麦最优秀的原料结合起来”的想法。最早的尝试，是1954年在自家的地下室酿造中国酱油，而春卷的生产，却缘于一个很偶然的机遇。
　　50年代，已有华人将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加以改良，引入丹麦，开设中餐馆。而丹麦人几乎无一不是美食家，食量也特大，一昼夜24小时里要吃6餐，全欧洲几乎没有比丹麦人更讲究烹任的了。所以中国餐馆很快就赢得了丹麦人的青睐，当时在哥本哈根有两家中餐馆，生意兴隆到要排队始得一顾的程度。1960年夏季的某一天，范岁久和几个丹麦友人在中餐馆聚会，当吃到中式春卷时，大家赞不绝口。其中有位名叫尼尔森(Nielsen)的丹麦人，是当地名胜趣伏里花园的前任董事，在那里有两个摊位，专卖香肠和棉花糖，他很希望在自己的摊位上也能销售中国春卷，问范岁久会不会制做，供他销售。范岁久虽然不曾批量生产过，但做春卷的基本原理是知道的。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概然答应，就在家中的地下室里试制开了。
　　中国的春卷馅，通常都是芥菜、白菜、韭菜加猪肉丝，但范岁久知道，这样的馅心并不适合丹麦人的口味，所以他首先对馅心的调料进行调整，并做出不同品种，先让家人品尝，获得好评后再推向市场。他的女儿范丽丝(Lissen Van)曾说：“我对父亲开始作春卷的最初记忆，是许多次的试验餐，春卷的馅心有用蘑菇的，有用笋丝的，也有用鸡肉丝的，再加上各种调料如咖哩粉，总是品种不同，味道可口。尽管辣味的不适合我们的口味，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只觉得变换口味很有趣，却不曾想过父亲为什么要烹调，而他以前是很少做这事的。我们也很难想像他在地下室忙忙碌碌的能有多大出息，更没人会去设想他的春卷将来有怎样的发展。”孩子们只记得，一天夜晚，父亲独自一人在厨房里试用手工碎肉机，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吓得大家急忙奔下楼去，只见父亲的一个手指尖被切去了，血流不止，大家张罗着要送医院，可父亲却不想去，而执意要把试验做下去。
　　最初的春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制作出来的，当天送给尼尔森，让他在摊位上试销。趣伏里公园是哥本哈根的“大世界”，游客如织，春卷非常抢手，晚间常常供不应求。范岁久老接到尼尔森的电话，催他赶快再送货过去，说是总不能在花园关门之前无货供应，于是春卷的销量从每天100只增长到200只、300只、500只……显然，春卷虽小，前景却十分广阔。于是他决定把这项无意中促成的事业进行下去。
　　创业之初
　　在哥本哈根北部的开发区，范岁久找到了十几间曾用做果汁生产的地下室。这个地方被命名为“范氏工厂”(Vans Produkter)，而工厂的生产工具是：六个燃气灶和平煎锅，一个油碗，一个用来在平锅上涂抹油的鼓槌。
　　1961年5月1日，“范氏工厂”推出第一批春卷，在趣伏里花园销售一空。丹麦的旅游季节是每年的5—9月，这期间昼长夜短，气候温和舒适，趣伏里花园的营业时间，也就是这4个多月。到了深秋严冬，范岁久只能把春卷供应给酒吧和小餐馆，谁知到1962年，连趣伏里花园的销量也一落千丈，尼尔森不但再也不打催货电话，平时也要得很少。原来是尼尔森和他的女儿们，在销售过程中发现了范岁久制做春卷的秘密，竟不顾商业道德，开始自产自销，只在周末生意太好时才向范岁久订货。
　　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可范岁久反而困惑起来，不知道何去何从。但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年，正当范岁久生意清淡，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中国同胞张作和先生来了，提出合伙生产春卷的建议。他是范岁久的老朋友，早在1956年，相识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不久，他和另外几个中国人在哥本哈根开了一家中餐馆“竹”，范岁久也参与了一份，相处甚为融洽。所以这次一拍即合，范岁久主管生产，由张负责销售。此后两人合作得非常协调，因而产量回升、销售日增，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85年，范岁久郑重指出：“在庆祝大龙25周年纪念日，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张先生的贡献，尤其在1963—1973年间，没有他的参与，大龙就不会有今天，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随着事业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场所又不敷应用了，1964年，“范氏工厂”搬到韦斯特伯(Vesterbro)，同时，名称也改为“大龙食品公司”。众所周知，龙是中国的象征，范岁久把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大龙”(Daloon)，毫无疑问，是饱含着这位“龙的传人”对于祖国的无限眷恋和衷心赞颂。
　　范岁久是凭借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创业的。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首先是春卷保鲜问题：做好的春卷难以久藏，只有两三天保存寿命，对于销售非常不利。范岁久说：“当时我们对速冻食品的生产一无所知，因此在白天分2—3班只售新鲜食品。”后来得到EmLorg集团子公司的订货，要求供应速冻春卷。于是，范岁久集中精力其思苦索，研究春卷的冷冻技术，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将冷却装置改装建成排气冷冻机，试制成功速冻春卷，其保鲜期得以延长，从而大大促进了销售量。
　　另一个极难解决的瓶颈问题，是如何把手工包春卷改为机器操作，以适应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他投入了100多万丹麦克朗来解决这个严重制约春卷产量的技术难题，再加上自己不懈的探索和试验，终于设计出一种“鼓风式春卷机”。这种机器通过间歇鼓风的方法，把春卷皮两头掀起，在传送带上通过滚动方式把春卷包起来。机器构思独特，自动化程度很高，后来在13个国家申请了专利，解决了手工操作的低速度，使产量突飞猛进。1969年，大龙日产4万条春卷，年产量达到900万条。
　　大龙腾飞
　　大龙食品公司在韦斯特伯建立时，大家都觉得厂房过于空旷了，没想到数年之后，又嫌厂房太小了，没有发展的空间，于是，范岁久决定在尼堡(Nyborg)买地建厂。尼堡位于哥本哈根西南方向130公里处，靠近德国。这里有大龙重要的供货客户，也有大龙需要的面粉厂，因此，范岁久不借远离丹麦首都，在这里建造新厂。首期购地2．4英亩，接着又购地两次，总面积达到7．4英亩。十年中相继建成新的厂房、卷心菜储存库、大型停车场、两个被称作“IA山n”的干货储存库，以及豆芽车间。生产设备也日臻完善，装备了8条生产线，采用鼓风式、自动化滚动新技术，又增添了快速冷冻设备、自动包装机、翻转式配料桶等现代化设备，使春卷的日产量从1970年的5万条，增加到1980年的25万条。然后，大龙便转而投资丹麦的鲁特克宾(Rudkbing)，于1983年建成大龙第一分厂，其生产规模与尼堡总厂不相上下。翌年，大龙第二分厂也在英国的纽瓦克(Nework)正式投入运行。
　　1985年，是范岁久从中国来到丹麦的50周年，也是他制作春卷、创办“大龙”的25周年，为了庆祝这双重大喜，大龙公司在半个小时内特制了一条长达25米的春卷，而皮的厚薄竞与普通春卷一样。然后，这条长龙般的春卷被敲锣打鼓地抬到尼堡市政府门前，款待四方来宾，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被列为吉尼斯纪录(见吉尼斯大全1986年版)。范岁久也因此而获得了“春卷大王”的美称。
　　进入90年代，大龙在合并后的德国的市场愈益扩大了，而西欧市场也还有很大潜力，工厂日夜开工，仍难以满足高涨的销量，供不应求，于是又有一座2500平方米的新厂房拔地而起、投人生产。目前，大龙食品公司下属的三家工厂，共拥有26条生产线，日产春卷100万条，年产量达1．6万吨。产品不仅畅销于丹麦市场，还在世界各地走红，包括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法国、希腊、意大利、冰岛、挪威、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日本、新加坡以及中东诸国。为了供应方便，大龙又在美国旧金山和德国设立大龙产品分销处，派有专人负责供销。
　　中国方面有人曾经表示，希望大龙能前来设立分厂，可是大龙出于生产上各种要求的严格性的考虑，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实际上，大龙春卷虽然发源于中国，但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作法与吃法均已西化。中国的春卷皮是用面粉做的，薄得透明；大龙的春卷皮则用面粉和鸡蛋混和制作，比国内的要厚些。中国春卷的馅心不外乎猪肉丝加各种蔬菜，而大龙春卷的馅心则是五花八门，既有卷心菜、豆芽菜、猪肉丝、鸡肉丝、牛肉丝、火腿丝、笋丝等咸味的，又有苹果酱或其他果酱等甜味的，甚至还有冰淇淋做的馅心，再加不同调料，品种多达300种左右，不像中国春卷那么口味单一。大龙春卷个大馅多，携带方便，既可烘烤，也可油煎，最适宜做快餐。人们的评价是：中国特色，西方口味，香脆可口，营养卫生。
　　当然，范岁久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除了春卷，他还继续生产历史比春卷还悠久的中国酱油，还制作各种小包装食品，如甜酸子鸡、莱包肉、酸辣汤、肉糜油面筋等。不过，无论产量还是影响，均不如春卷，所以人们只知道他是“春卷大王”。
　　范岁久从家中地下室的手工作坊起家，最初投资仅一万多丹麦克朗，经过40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如今，“大龙”已腾飞于世界，成为一家固定资产达3亿多克朗的现代化跨国公司，产品70％外销，为丹麦创汇做贡献。1986年5月，丹麦女王的丈夫亨利克亲王亲自颁奖，授予范岁久“菲德烈国王九世出口奖”。
　　经营之道
　　先哲有言：“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自古信奉，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地方菜，单个的美味佳看亦已多如繁星，其中的春卷，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正是凭借这小小的春卷，范岁久大做文章，在遥远的北欧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其成功的奥秘究竟何在呢?范岁久曾经明确表示：“我是个科学家，不懂生意经，我是用科学的眼光和方法来从事生产事业的，因为我不投机、不取巧，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显然，这样的，经营哲学，是与宁波商帮所格守的“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的。
　　甬商深信，顾客的心是称砣，自会掂量，所以产品必须质优量足、老少无欺。而范岁久也视质量为生命，取信誉于用户，绝对没有伪劣产品。大龙公司选用原料十分讲究，对卫生工作特别重视，不仅车间仓库整齐干净，还从卫生局聘请一位专业人员负责监督全厂各个环节的卫生工作。同时又聘请专业清洁队伍，在每天车间工作结束后，清洗所有机器设备和容器工具。此外，厂内还有一个中心实验室，配备多名专业人员和多台精密仪器，负责产品质量的总测试，其标准比丹麦卫生部规定的还要严格，完全经得起任何检验。80年代，美国国会曾派专
　　家组对大龙春卷进行化验分析和质量鉴定，最后决定每月订购10万条大龙春卷，供给驻守在西德的5万名美军作为快餐食品。美国《国际速冻食品杂志》授予“最佳速冻食品奖”。丹麦政府则早就向大龙春卷颁发了“卫生食品奖”和“营养奖”。
　　除了严格的质量控制，范岁久又说：“我们竞争的保证是：优秀的职工队伍，取得专利的设备和灵活的销售方式”。
　　大龙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而又精干。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全厂具体事务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处理。总经理以下的三个分部经理以及其他人员，均由总经理聘任，整个组织层层负责、条理井然。公司建立以来，范岁久既是董事会的主持人，又担任总经理，有职有权，领导公司推进业务，直到1991年80高龄，才把幼子范汉明从英国分厂调回丹麦任总经理。但他仍是董事会的负责人，依然全力协助甚至决策厂务。
　　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工人占2名，以使工人充分地发表意见，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范岁久的独特安排。他十分重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因为他认定一个厂的兴旺发达与职工的全力以赴是分不开的，优秀的职工队伍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大龙公司的所有职工(从部门经理至一般工人)，都是经过招聘的途径审慎选择的。范岁久特别注重应聘者的品质与才能，品质是指爱厂如家，才能是指特有专长，所以大龙的职工往往一专多能，而且责任心强，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并能相互支持，一心把生产搞好。范岁久自己则以身作则，用友谊、信赖、忠诚、进取的中国传统道德来待人接物。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搞特殊化，凡要求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职工遇到麻烦，他总是想方设法排忧解难。这种颇有儒家色彩的管理方式，使公司上下形成了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的精神，从而推进工厂日益发展，产品日益精良，销售也日益增长。
　　大龙公司还拥有一支精明强干的销售队伍。他们在公司市场部经理的领导下，调查市场、负责推销，并且捕捉信息，及时反馈，使春卷能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口味爱好，包装上也能按不同对象分为4条装、10条装、20条装等，使用户根据本身需要，灵活选购。他们还不断地去各地奔走联系，建立许多固定的促销网，并使用包销、代销等方式来推销产品。而范岁久对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指示，却是不准随意涨价。尽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范岁久坚决主张诚信驾实、义孚天下。他曾反复强调：“首先是不能随意涨价，哪怕是市场上非常短缺，也不能为图眼前利益而提高一分一毫。用户是敏感的，他们的反感足以毁掉一个企业，不可不慎”。
　　“大龙”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尼堡的总厂曾两次毁于大火，范岁久的老同学波尔·汉森曾感叹道：“范岁久的一生，创造了一个连安徒生也写不出来的童话!”
　　情系故国
　　范岁久的成功代表了华人创业的范例。他通过勤工俭学获得高学位，又经刻苦钻研，把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介绍到欧洲，因地制宜创造发明，以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融入丹麦主流社会赢得了世人的敬仰。1995年，杭州明珠电视台专程赴丹麦访范岁久，他的挚友桑德医生对记者说：“一个外国人，只身来到丹麦，经过奋斗，创造了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作为中国人，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这时，范岁久离开放国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但他始终不忘父母之邦，60年的春花秋月，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大龙”，以示自己是“龙的传人”；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为“本德”、“汉明”，以示眷恋祖国，永不忘本。故国山河，他也记忆犹新，少年时曾游杭州月下老人祠，而他至今尚能背诵祠中的一幅名联：“愿意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良缘”。他对就读过的沪江大学附中也印象深刻，黄浦江畔，校园广阔，教室整洁、设备齐全。尤其是同窗友情，令他永难忘却。1985年，他特地邀请同级同学赴丹麦欢聚，参观大龙公司，游览丹麦名胜，而且至今还在热心地支持校友会活动。
　　他很感谢父亲，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父亲曾延请一位秀才来教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词，还督责他苦练毛笔字，把当天收到的来信，剪开信封，反过来让他练字，所有信封必须当天写完。因父亲是律师，交际广，来信很多，他就因此而多写，练成一手端庄的颜体书法。而扎实的国学根底，又使他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每遇对史事有所争辩，他可以立即从书架上拿出书来引证。他虽然身居丹麦，家中却摆满了中国的史书和人物传记，每得一部好书，常阅读到深夜，若是读到近代史上中国备受列强侵略、政府腐败割地赔款。
　　1979年，范岁久应邀到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庆典，并赴各地参观游览。虽然经过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但祖国的大好河山、勃勃生机，仍使他抚今追昔，激动不已，在给同学的信中由衷地写道：“祖国今天已经独立了，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加以国富天藏，民多智慧，国必强盛。回忆我们幼年时代的中国，如何受人欺侮，而今天我们在国外，也可抬头走路了。”这位海外游子，从此经常回国探亲访旧，游览名胜。1989年，还让长子范本德夫妇回来“寻根”，拜谒祖坟、探望亲友，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
　　范岁久身在海外，心系故土。他非常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注重人才培养，他在大龙公司盈余中每年提出一笔资金，设立“大龙基金”，资助在丹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对那些学有所长的青年学子，他总是百般关怀，谆谆教诲，要他们学成之后为祖国的建设服务。这样的留学生已经为数不少。近年来，他还直接捐资援助国内的高校。去年4月，他向浙江大学捐资150万丹麦克朗，建立“范岁久医学图像实验室”。这是浙大第一个用个人捐款建设的实验室，据《杭州日报》称：“医学图像研究以医学、信息、数学、仪器工程等学科为支持学科，是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也将是人类保健和公共医疗的一大支撑技术。”
　　与此同时，他又为中丹两国的友好往来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1980年，他邀请上海渔业考察组去丹麦访问考察，并介绍上海鱼品厂从丹麦引进1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设备。1991年，西藏歌舞团赴丹麦演出，由他资助接待，并安排在“大龙”的发迹之地趣伏里花园表演。同一年，即将参加奥林匹克划船比赛的中国女运动员在丹麦受训，也是他出资接待的。还有赴丹麦考察的贵阳农业代表团，归国时发生困难，也是由他帮助解决的。总之，凡是来到丹麦而遇到困难的中国人，他都会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当然，中国人民也铭记着他的默默奉献，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瑞环、张万年等人访问丹麦时，都曾亲切地接见范岁久，高度评价他为中丹两国友好往来所作的努力。旅居丹麦的华侨华人，现在已达3000多人，他们对范岁久更是推崇备至，选举他任“丹麦华人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范岁久虽然功成名就，且有亿万家产，但他自奉甚俭，衣着朴实，家中不用保姆，一切个人生活上的事都不假手于人，甚至连花园割草、冲洗汽车，也莫不自己动手。他每天准时上班，处理日常重要事务，并到车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即使在夏季全厂按例休假一月期间，他也常常放弃休假，每天到厂值班，接听电话，办理琐事，勤奋得令人惊讶。为了节省时间，他还喜欢开快车，快得乘客心中直发毛，他却若无其事，仍然轻松幽默。但他并不是一个“工作狂”，工作之余很会享受生活。他喜欢养花、听音乐、看电视，尤其爱看电视中的足球比赛，几乎每场必看。据他的老同学周世南回忆，“有时因事无法观看，就安排自动录像，等回来再放映，直到深夜。他对音乐也很内行，只要碰到搞音乐工作的人，他就侃侃而谈，人们会感受到他对著名乐曲的理解是很深的。1991年是钢琴大师莫扎特诞生200周年，音乐名家云集欧洲演奏纪念，范岁久就在欣赏之余，一一录下。在他家中装满了音乐磁带和录像带。他除养花外，还喜欢种点蔬菜；花园里搭了一间暖房，里面种有市上买不到的东西，我就在他家吃到过火腿冬瓜汤，而这冬瓜在丹麦在范岁久先生去国60周年之际，他带领全家回到杭州扫墓祭祖，探亲访友。而作为慈溪清白堂范氏后裔，他也很想来宁波寻根，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去年9月，他通过侄女袁安情，希望笔者能到慈溪范市查找清白堂家谱以及祖坟故居，并且寄来一张地图复印件，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宁波”与“范市”。可惜年代久远、人事俱非，虽有市、县侨务部门大力支持也未能如愿，但他的故国之思、桑梓之情，必定与高天厚土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