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人很早以前就有出外谋生的历史。
　　最大的移民潮发生在鸦片战争后，江门五邑很多人为了生计，被卖猪仔去金山做苦工。经过几十年的勤力拼搏，至清末民初开始，华侨在海外站稳脚跟后，侨汇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五邑侨乡。据有关资料，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侨汇总额为35.1亿美元。以台山县为例，1930年侨汇达3000万美元，几乎占全国侨汇(9500万美元)的1/3。1937年达到1.8亿美元。　
　　另据统计,江门全市户籍人口385.53万人（截止于2004年底），而祖籍江门五邑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共有376万多人，有海内外“两个江门”之称。江门五邑华侨、华人遍布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东南亚等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0年代，五邑乡亲占了港人的80%左右。仅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广大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在江门捐资赠物、兴办公益事业达50亿港币，兴办侨资企业230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36亿美元。
　　涌现了像伍舜德、利国伟、吕志和等一批优秀邑商。
　　改革开放后，不少五邑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走出家门去到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谋生和创业。
　　邑商的经营理念与其他商帮有何不同?他们对家乡的看法和建议是什么?他们在他乡好吗?这次我们推出的“邑商在他乡”系列,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专题采访五邑籍商人，了解他们在他乡创业的拼搏故事，探讨邑商的成功之道。
　　毕业那天就是我创业的第一天　
　　记者（简称记）：你是五邑大学早期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你是如何走上创业之路的？
　　司徒春华（简称司徒）：我是1989年从开平蚬冈考上五邑大学的，我读的是机械系，现在改为五邑大学比较有名的纺织系，199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开平一家棉纺厂工作。刚走出校门的我拼命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但在这家厂做了两年半后，我发现自己在这里没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因为我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山一事业单位，于是1994年我申请调动，来到了中山士春纺织厂。在这里，从技术到设计到销售，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这家厂我也认识了我太太。
　　然而，1998年士春纺织厂破产了，我们俩双双下岗。这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因为我读书读的是纺织知识，从事的也是纺织行业，而我太太原来在厂是搞销售的。下岗后我们也顺理成章的，开始租铺卖布、研发、建厂，一步步走上创业之路。
　　记：创业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司徒：我觉得毕业的那一天就是我创业的第一天，因为前面的工作也是为创业作铺垫的。如果说真正做老板是1998年10月1日国庆节，当时为了节约资金，我们租了一栋别墅，办公、生产、食住都在里面。
　　创业初期，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和人才，记得当时我们50万元的注册资金都是我姐夫帮我借的。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没什么能打倒我们。我们夫妻俩都是农村出身的，都特能吃苦，而且我在纺织上有专长，而我太太原来是哈尔滨工商管理学院的老师，来中山后一直做销售经理职位，在企业管理上有优势。这样的夫妻搭档，我认为想做不成功都难。 记：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在你创业初期，面对这么多困难也是这么有信心的吗？　
　　司徒：是的。当时我们要离开厂时，就有人说不如再待一段时间，等分到一套房子再说。我觉得没必要，我不会为了一套房子就忍气吞声或者没什么发展前景而等待下去，我仍然坚持出来闯闯，我相信哪怕一个月我赚不了一套房，半年我也能赚回来。
　　记：创业至今已有9年时间，现在你公司已经到了什么样的规模？
　　司徒：现在我们旗下有4间公司：中山市英高达防治有限公司、开平市达一织染实业公司、北京中世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世源草业有限公司，另外，我太太还管理着一家幼儿教育机构。目前，我们纺织方面的年销售额可以达到1000多万元，另外还有生物工程、草业，我们一年年产值加起来有1.5亿元。
　　记：听说你又回到家乡开平开了一家厂，什么时候开的，为什么选择家乡进行投资办厂？
　　司徒：我是2003年回到开平创立了达一织染实业公司，该厂投入了3000万元，今年年初已经正式开始投产。选择开平投资，主要是自己的家乡情结，我本身是开平蚬冈人，我自己的厂离瑞石楼只有100米，我对开平的风土人情非常了解，很多人都乡里乡亲，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感觉非常踏实，去到其他地方投资的话我还要重新适应。另外，当然离不开开平市政府的招商引资，有非常好的政策，因此，吸引了我回来。
　　我主内，太太主外　　
　　记：前面你说过，你们集团现在是横跨纺织、生物工程、幼儿教育三大行业，对于这种多元化的经营，会出现管理上的困难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司徒：我们企业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起来的，包括现在我们的再投入生产，80%来自本身的自有资金，虽然发展不快，但符合我们这种穷苦孩子出身的创业者。
　　至于多元化发展，我们都有专业的人在做，没有什么问题。在管理上，我主内，太太主外。我主要负责纺织，我太太主要是幼儿教育，她非常喜欢小孩，而在生物工程上，有我们另外一个董事专驻北京负责。我们分工非常科学也很明确，现在我们的生物工程中草业一块今年有很多大项目，随便拿出两项都超过了纺织这一块，公司也进入良性的成长轨道。
　　记：现在你们纺织这块主要是以供应面料、OEM为主，下一步发展有没有考虑向品牌之路发展？
　　司徒：这是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我们也正一步一步坚定地往这个方向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集纺织、印染于一身的企业，即开平市达一织染实业有限公司，完成这个后我们就开始要走向品牌运营和资金运营的道路。
　　为此，我们正考虑将国外个别有历史文化的品牌买下来运作。不过我打心底还是想创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品牌，但目前市场有个误区，就是粘着洋文品牌都好卖，而粘着中文的就无法出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有个桥梁，这也是我们考虑收购国外服装品牌的原因之一，想将之作为桥梁，最后建立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品牌。 　邑商创业成功率会比较高　　　
　　记：作为五邑人，你在外打拼已有多年，你觉得五邑商人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司徒：我觉得是见识多，思想的开放，看事物的眼光更高一点。五邑有着非常丰富的华侨资源，不少华侨回来探亲时经常把国外和香港的一些最新资讯、潮流服饰、音像制品等带回来，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五邑人，他们见识广，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更能紧跟时代潮流，因此，他们创业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像我五六岁就开始穿牛仔裤、喇叭裤了，那时我最喜欢听亲戚带回来的一盒Beegees的磁带，磁带封面还有个划浪板，当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都以为是只小船，磁带里英文歌词我当时还听不懂，但就是觉得很喜欢，后来我才知道是Beegees乐队。直到上大学，欧美音乐才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五邑大学为此还办了一场“欧美流行音乐赏析”音乐会，可是那时，我已经组织一个电声乐队，到处去参加表演了，这可是五邑大学第一支电声乐队。
　　不过，我发现五邑人语言关过不了，特别是恩平、台山、开平，可能他们说英文还好过普通话。因此，面对全国这样的大市场，语言关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邑商”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相对分散，他们不像知名的浙商、潮商等商帮那样团结。我就认识了几个潮汕人合作开一家纺织厂十几年没有拆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特点也不是说不好，像碉楼一样，每家每户都是独立的，也非常漂亮，但是两座碉楼的中间却是一片烂地，五邑人可能都有一种独善其身的性格，虽然如此，但是所有碉楼形成一个群体后，引起世界的关注，我相信“邑商”也是这样。
　　记：你认为开平和中山，他们经济发展都有什么特点？
　　司徒：开平有一点成功的地方是每个企业都有一定规模，而在南海溪桥、中山沙溪一带，更多是小作坊形式的企业，很多人家里有三台织布机也是半个制衣厂，有些一栋楼就有四五间制衣厂，今年这个工人在二楼做，明天就可以跳到三楼去了，人员流动也快。经济学家钟朋荣说过浙江一带是“小狗经济”，而我觉得这里有点像“蚂蚁经济”。开平企业不多，但都是很大气的，长远来说，开平更具有发展力。
　　不过这与双方的经济模式不同，开平主要以国企、外资企业为主，而南海溪桥、中山沙溪一带则以个体经济为主。另外，双方的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同，开平以生产为主，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中山更多的在第三产业，这也是五邑的劣势。就拿物流来说，像我们想寄个速递到开平的厂里都寄不到，那里的物流公司不愿送下去，而是要我们去取，这导致了五邑许多地区的物流都被佛山、中山一些企业垄断了，这非常不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
　　找回“邑商”的霸气
　　我之所以提出“邑商”的概念，是希望有朝一日“邑商”也像当下的其他商帮一样红遍大江南北乃至全世界，然而不得不正视的是，本土的“邑商”们似乎失去了其海外前辈们如吕志和、伍舜德、利国伟等他们那样的高瞻远瞩与创业激情！
　　清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驳斥对他的毁谤，致函上海某报主笔，“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当年梁新会那种承诺天下的霸气，是他的强烈超人意志的喷溅，是卓越天赋和历史使命结合的一种必然，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今日，我不禁要问：来自任公故里的江门老板们，你们的霸气去哪了？ 相信外海大桥那边古镇的灯火辉煌与这边外海的冷清，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是许多江门人“胸口永远的痛”，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九江大桥的两岸。我们不禁要问：同饮一江水，只隔一座桥，为何“春风不度玉门关”？整体上来讲，可归纳为江门的产业环境不够成熟，尤其是工业配套环境、制造资源不够丰富，产业链不够完善，经济结构“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等等原因， 但笔者认为，不能回避的是江门老板的素质问题。据笔者观察，“邑商”部落虽涌现了诸如大长江、李锦记、真明丽、江裕、天健、维达、嘉宝莉等等优秀企业家群体，但与先进地区相比，江门老板仍有四个方面有待提高：　
　　第一，性格内敛，没有大的魄力，也没有在江门范围内形成一个竞争氛围，而在顺德曾经有过神州与万家乐的广告大战，有过万家乐与万和的排名之争，有过美的与格兰仕的报表风波等等。不管这些争斗的是非如何，但最终结果是顺德的企业在这种竞争氛围中做大了。
　　第二，没有分清“做企业”与“赚钱”的不同，不善于学习与用人,基本上还停留在“赚钱”的层次，其实做企业需要责任感与使命感，企业做到一定阶段和规模，企业家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为员工在奉献，赚钱反倒成了一种副产品。
　　第三，“邑商”不是真正会“做生意”的人群。众所周知，第三、四产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工业，这也是中国首富多来自国美、碧桂园，而全球首富多来自微软、沃尔玛的原因，而“邑商”们则多开工厂，对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尤其商品流通业严重缺乏敏感度。如司前是省级不锈钢生产基地，却“近水楼台不得月”，无法涌现一个五金交易中心，结果生意被邻近的佛山澜石抢走了；开平是全国著名的纺织服装业基地，却无人做流通，结果“肥水流向外人田”，大钱都被南海西樵人与增城新塘人赚走了，等等。
　　第四，可能由于江门有比较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先天的优越性使江门的老板甚至全体江门人都显得不够发奋图强，在全球与国内的各个新兴市场，很少能见到“邑商”的身影。这与至今保持闯荡四海、勇于创新精神的“温商”、“潮商”们形成鲜明对比。
　　综上所述，“邑商”比较缺乏先进地区企业家奋勇拚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怕露富、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老板大有人在，事业心和责任感还不够强，缺乏冲劲和扩张精神，缺乏想干大事的氛围，他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大。我一直认为，老板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他们应引领时代的潮流！因此希望江门老板们能早日寻回自己的“霸气”，带头发扬“五邑华侨精神”并形成一种“邑商精神”，所谓“邑商精神”，笔者引用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的话来说，就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