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于去年4月29日关闭清算的原南方证券将正式对外宣布破产，消息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法院方面已批准了南方证券的破产申请。”这是迄今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破产案。

　　在进入破产的司法程序后，原南方证券清算组进行清算的遗留资产将转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拍卖，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按照个人债务优先于机构债务的原则，处置债务问题。南方证券的个人债务部分包括客户保证金挪用和员工补偿，而前者已经由央行再贷款填补。其机构债务则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企业委托理财，数额在120亿元左右。
　　南方证券由于严重违规经营，挪用客户保证金余额达80亿元，于2004年1月被中国证监会宣布行政接管。此后南方证券的各项业务在行政接管组的领导下继续运行，央行提供的80亿元再贷款陆续到位。但是央行再贷款必须有人承接，南方证券另外120亿元的机构债务也需要有着落，而南方证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2005年4月29日，南方证券宣布关闭，其经纪业务独立运行，同时清算组入驻开始收尾工作。

　　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的处置采取了市场化方式招标，并最终确定建银投资为重组方。去年8月1日，建银投资在承接央行80亿元再贷款的前提下，接手南方证券74家营业部以及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等证券牌照。在这些证券类资产基础之上，建银投资将成立了一家新的证券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另一方面，南方证券清算组将继续存在，以处置南方证券未剥离的资产和债务。

　　还原南方证券尘封旧事 108亿窟窿是怎么“炼”成的

　　3月2日，阚治东被带到了深圳第三看守所—上梅林看守所关押。

　　南方证券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曾经的风云人物阚治东却依然令人猜想，他是一个殉葬者、一个悲剧英雄，还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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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众人眼里的阚治东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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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记者采访阚治东曾这样描写：外表儒雅，言谈间峥嵘毕露，一点也看不出栽过大跟头的模样。事实却并非如此。

　　南方证券前后事

　　关于阚治东进入南方和最后退出南方，有很多版本。哪个版本更加接近真实，恐怕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阚治东被拘捕后的第五天晚上，在与阚治东相识的一位人士的办公室，记者希望能够尽量还原一些事情的本来面目。

　　“他临危受命，没想到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这位人士说。

　　2002年5月，阚治东突然接到深圳市政府的电话，电话里头说：“老阚，我们希望你能够去南方。”

　　当时，邀请阚治东前往任职的，还有一家中字头的企业，但是阚治东选择了去南方证券。

　　“当然，他去的一个原因，除了报答深圳市政府在他赋闲时候邀请他出山的知遇之恩，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有着很深的证券情结，认为南方是一个舞台。”

　　之前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1997年，因申万炒作陆家嘴违规，时任申银万国总裁的阚治东承担领导责任被撤职。1999年，深圳市政府力邀他出任创新投总裁。

　　该人士说，南方证券关闭后，有人指责在贺云和阚治东任期内，任由一些机构抽走资金，“实际上，基本上是股东单位要求把他们的委托理财资金拿走。”

　　“作为刚到任的领导班子，自然希望能够和股东搞好关系，获得股东的支持。”因此，当股东单位要求先偿付委托理财资金时，管理层很难拒绝。

　　阚治东进入南方之后，这家老牌证券公司随即在股市上泥足深陷，也许此前已有端倪初现，但没有人注意到。

　　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2002年7月，孙田志在南方证券内部会议上，向刚刚履新的贺云、阚治东汇报公司的投资情况时候，南方证券的投资总额为75.02亿
　　出于摸清南方投资规模的需要，南方证券计财部也向贺和阚上报了投资数据，数据与孙田志的汇报有一定出入，计财部的数据是总计投资规模是89.54亿元，其中自营是52.95亿元，代客理财的是36.59亿元（包括华德）。

　　2002年10月，证监会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调查，派人赴上海、南京全面稽核南方证券的自营、代客理财业务。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2年11月30日，南方证券自营、代客理财的合计持仓成本为98.72亿元（不含国债回购），其中对哈飞持仓成本为11.95亿元，已经占到流通股的72.12%，占总股本的28.85%。

　　2003年2月，深圳证管办要求南方证券主管投资的副总裁孙田志向证管办报告南方的投资情况，对哈飞的持仓情况做出解释。

　　孙田志汇报的数字相当惊人。孙的统计数据称，截至2003年1月28日，南方证券自营和代客理财达104.68亿元，其中包括A股99.4亿元，B股5.18亿元，国债0.066亿元。

　　孙田志在向监管层的解释报告中表示，持仓比例增加，主要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导致统计口径变大。二是不断偿还代客理财，导致公司被动增加持仓规模，三是华德的自营并入南方，导致规模增大。四是实现投资收益成本结转，导致持仓成本增加。五是双哈股票的配股、送股导致持仓比例增加。六是市场持续低迷，以及公司经营目标的双向约束。

　　“新南方”梦想的破灭

　　2003年12月，阚治东从南方证券辞职，2005年4月，他和一些朋友创办了一家名为现代东方产业投资的公司。

　　一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

　　记者获得的一份接管小组的资料显示，当时南方证券的账面资产约208.4亿元，扣除虚计资产及预计减值后，预计可用于偿债的资产约128.1亿元，账面负债（保证金缺口＋融资性债务＋非融资债务）为236.3亿，净资产－108.2亿元，预计总亏损142.8亿元。

　　接管小组提出，重组应围绕对证券业务“整体保留”这个目标。接管组最终在原体重组、联体重组和分立重组几个方案中选择了联体重组。

　　重组遵循的原则是合法、可行、高效、存活（尽快恢复经营能力）、干净（避免巨额债务的纠缠尤其是大量债权人的纠缠）、兼顾（新老南方利益、国家、股东、债权人、客户、公司职工能各方的利益）。

　　重组的思路是：“立、改、整”。第一步是设立新南方，将南证证券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设立“新南方”，将现有的全部客户资源及客户保证金转移至新南方，由证监会为新南方核定证券业务资格。

　　第二步是改造老南方，由证监会依法撤销对南证的证券业务资格，更名“南方实业投资管理公司”，作为人行再贷款资金的承贷主体和原有债务的偿债主体。

　　第三是整顿老南方，在深圳市政府的指导下，按照《破产法》的重组程序进行破产整顿。负责债务的处置工作，包括清产核资、债权清收、调整人员、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若整顿期满（不超过两年），南投无可持续经营能力，可破产清算。

　　重组的具体步骤分两步，首先由老南方在立足自身，全封闭式模拟运转证券业务的基础上，以证券业务资产4.95亿元投资设立新南方，同时向有意向的重组方拿出现金500万，（国开行）介入新南方成立工作。新南方注册资本5个亿。

　　其次，在新南方成立和独立运行的基础上，由重组方对新南方增资认股。以现金25亿元溢价认股新南方，占51％股份（溢价金额9.75亿元）。

　　但是，这个由国开行设想的新南方方案很快被否定，一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4月29日，南方证券被关闭，中投证券浴火重生。
　　南方证券倾覆始末 几乎所有的券业积弊都能找到

　　“南方证券的问题是历史性问题，也是特定历史阶段证券市场不规范、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缺失的产物。”一位证券业资深人士如是对《第一财经日报》评价说。从这种意义上说，南方证券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个案。但是由于有“悲情英雄”阚治东的存在，南证的消亡变得更加戏剧化。

　　2002年6月，深圳市突然对内部纷扰不断的南方证券进行了人事调整，党委书记沈沛退休，董事长刘波和总裁郭元先调离。取代原高管层的，是证券届两位“元老”和“猛人”，深圳发展银行原行长贺云和申银万国原总裁阚治东。从市场引入高管，是深圳市推动经营状况恶化的南方证券走向正轨的努力，但是其后的发展却未遂人愿。

　　南方证券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老牌券商，然而正因为其老，几乎所有的券业积弊都能在其身上找到。南方证券早年投资实业，在全国各地购置土地、开发房产以及投资企业，在一些地方圈地超过一县之域，因此南方证券的高管被称作“县长”。但是这些投资在泡沫破灭之后即成为公司的沉重包袱。在坐庄之风盛行时候，南方证券凭借资金实力通过自营业务操纵个股，于2000年开始操盘哈飞股份（600038.SH）。此外，南方证券还存在挪用客户保证金、委托理财融资成本过高等券商通病。

　　据原南方证券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在2002年6月公司换届时，南方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余额19亿元，持仓哈飞股份的余额为500万股。另外，由于投行部包销了哈药集团(600664.SH)配股，从而持有了6800万股哈药集团。

　　此时南方证券的问题不可谓不严重，但是在2004年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时，客户保证金被挪用的余额已经达到80亿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透支和国债欠库超过100亿元，委托理财亏损超过30亿元。“双哈”股票均达到了高控盘位，其中哈药集团的持仓量甚至达到了流通股本的90％，远远大于非流通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

　　究竟是什么让南方证券的风险在短短一年半之内迅速扩大？

　　2002年6月换届之后，阚治东担任了南方证券总裁，而贺云出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根据上述内部人士表示，日常经营方面主要是阚治东和几位副总裁主持。几位副总裁中的孙田志系前朝元老，坐庄哈飞就是孙的杰作。但是在郭元先主政期间，孙一度受到打压，其腹地南京管理总部的主要领导也曾被撤换。但是阚治东进入南方证券后，对孙给予了重任。在孙田志的推动下，南方证券在“双哈”股票上大规模建仓，两只股票的价格也持续拉升。从2002 年6 月到2003 年7 月，哈药从13元上涨至24元，涨幅达85%，哈飞则从除权后的14元涨到近25元，涨幅也高达80%。

　　但是坐庄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控盘比例和股价双高的情势下。一旦资金供给跟不上，股价必然急剧缩水，账面盈利也就化为泡影。“到了2003年下半年，公司负责融资的部门非常紧张，所属的同事经常出差争取资金。”一位南方证券员工回忆称，当时公司还成立了债权总部，准备申请发行金融企业债券缓解资金困难，但是监管层没有把这一政策给南方证券。

　　当“双哈”股价无以为继的时候，南方证券已经错过了出货变现的机会，而继续融入资金只能是饮鸩止渴。

　　有南方证券员工撰文称，阚治东与贺云的矛盾也在这个时期凸现，主要表现在贺云不同意继续融资。在外部融资无法满足需求时，挪用保证金以支持庄股股价和偿付委托理财本金、收益，就难以避免。

　　2004年元月，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而阚治东也同时离职。此后的2年中，超过20名责任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有的已经被判刑，其中包括被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定罪的孙田志。至2005年5月,南方证券正式关闭清算，但是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还远未结束。

　　阚治东二三事

　　2003年7月的一个早上，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6家综合类大券商参加的峰会。当时证券行业已经进入低谷相当长时间，一度以自营和委托理财聚敛财富的券商们普遍面临危机。当时选择上海一流的会议场所开会，似乎与证券行业的处境并不相匹配。

　　主办这次会议的正是南方证券。作为东道主的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一出现即引起了些许骚动，媒体记者们争相与其交换名片。在场记者大多年轻，阚的笑容宛如长辈，因此更能拉近距离。而阚治东的个人经历又跌宕起伏，富于传奇色彩，自然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但峰会毕竟不是媒体的峰会，还是要言归正传。阚治东首先发言，他出人意料地剖析了南方证券的困难处境—历史上的实业投资包袱沉重，自营业务和委托理财随着大盘深幅调整而亏损严重。阚治东的“自白”给会议定了“基调”，其他券商老总的发言均围绕着券业的寒冬展开。湘财证券董事长陈学荣更是提出了“剩者为王”—只要能剩下来，就是胜利。

　　事情确实如陈学荣描述的那样，在此后的2年多中，券商们都在为如何“剩下来”而搏命。而3个月后，第一个为了“剩下来”拼死一搏的正是阚治东和他的南方证券。在2003年7月峰会上阚治东的一席话，似乎就是在预示着南方证券全面危机的到来。

　　2003年8月，证监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全行业峰会，超过130家券商的主要负责人云集北京。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证监会明确了券商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等3条铁律,并在“规范”与“发展”两者中实际上着重强调了“规范”。记者当时联系采访仅有一面之缘的阚治东。出乎意料的是，阚尽管在会议期间应酬繁忙，仍答应抽出时间谈谈。事实上，由于在大部分场合能配合媒体采访并且态度温和，阚治东给很多媒体记者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记者熟悉的一位南方证券员工，也曾对记者表示，阚治东对待基层员工“没有架子”。

　　阚治东当时表示赞同和支持会上的精神，只是对于“规范”和“发展”两者的关系有不同看法。“证券业归根结底是要发展的，太强调规范，大家就什么都不敢做了。”

　　在京西宾馆的这次峰会上，阚治东尽管代表中国证券业的航母级券商之一，却没有机会上台发言。“他们做的比较好的交流了经验，我没有讲。”阚治东说。

　　2003年10月，南方证券真正的危机到来了。11月初，记者与阚治东取得联系，希望能会面专访，阚虽口头答应，却未能落实。

　　证监会于2004年元月宣布对南方证券行政接管。记者再度尝试联系阚治东，对方数次婉拒采访，“现在这时候不方便”。此后，阚治东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